美国一片大好时期成长的婴儿潮，大半不知什么叫“人生规划”，以为一生面临最大的问题，是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那时候男人做普通工人可轻易买到房子娶妻养子。家里办农场或做小生意的话，则须决定要不要继承祖业。若大学毕业，都可加入企业的培训班准备做主管；所以一般人在学校不注重成绩，得gentlemen B（绅士清高的乙分）就够了。女人嘛，随便读些如艺术、文学、音乐等陶冶性情的科目，希望做几年小职员后嫁个好丈夫；较有上进心的则打算当教师或护士，或修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将来从事公益事业。
朗诺和我决定结婚后谈愿望，两人同意最在意的是有空闲看书和思考，学术界的生活最适宜。他正申请研究院要继续读中国文学，我硕士快到手了，小时曾梦想做记者，但在美国只有两年，事事都感新鲜，却不知适合做什么工作，反正我会打字不愁饿肚子，够用就行。
1971年秋我们乘火车横穿美洲到加拿大东部，再换灰狗巴士南下到波士顿城，最后搭地铁到查理士河对岸的康桥；提着沉重的行李挣扎着进车厢，四望座位都满了，不免有点沮丧；但马上意识到车上气氛异样，有个黑小子捧着小鼓敲打，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摇摆晃动，有些人从车厢一头舞到另一头，旁人便拍掌顿脚叫喊助兴，展现了这老城朝气勃勃的一面。
我们在麻省十六年，搬了许多次家。起初在临近学校的一所牙医诊所的地下室，厕所和别人共用。次年搬到北康桥两条街交叉处的一栋破旧公寓，深夜有个醉汉竟破墙把车驶入邻舍，我睡梦中惊醒听见警察问谁住隔壁，有人答道：“是个学生和他的越南妻子。”不久朗诺申请到学生宿舍，接着入住教员宿舍。1982年老爷车冷天常开不动，翻阅报纸找二手车，却发现当时房地产低迷，把储蓄买车不如购栋房子，便买了栋娃娃屋。1987年搬回西岸，还是开那部老爷车横穿美洲。
朗诺在哈佛开始读博士，碰巧新校长博克（Derek Bok）带了新班子走马上任，我应征当了新任财务副校长新聘的两位助手的秘书。我们的办公室不在爬满常青藤的校长楼，而在老校园外刚盖好的钢筋水泥高楼，我没见过校长，只见过他的秘书。他和夫人在家办鸡尾酒会请新班子，我也接到请帖，和朗诺一同去。大家互问：“您做什么工作？”有个英俊优雅的男人持着酒杯走过来，问我在哈佛做什么，我如实告知，接着反问他：“你呢？你做什么？”他装着没听见，顾左右而言他——他就是鸡尾酒会的主人！
博克校长年轻有为，马上要各院校厘清财务，拟定长远计划，目标是要各院校做到收支平衡，在特别情况下才从通用基金里发款津贴，叫“every tub on its own bottom”（每个桶坐落在各自的底板上），这政策至今有效。于是我有机会见到各院校呈上来的报告与计划，对哈佛这庞大的机构有个概括的认识。上司很忙，我却很轻松，他们稿件用手写，不必我速记，打了字按个钮就可复制底件存档，要修改的话剪贴就行。对我上司来说哈佛也是新地方，大家有事商量，一点都不摆架子。
我除打字外就是接电话，挡来客。记得商学院来了个小子，是院长助理之类的，也许本身刚从商学院毕业。我告诉他我上司正开会，请他等，他坐得很不耐烦，我便找话跟他谈：“你为哈佛服务吗？”（Do you work for Harvard？）他瞅了我一眼，一脸不屑地答道：“哈佛为我服务！”（Harvard works for me！）天下竟有如此傲慢却又唯恐被人看扁的人。
我的两个上司有一个叫戴维斯（David Davis），本来在波士顿市政府管预算，后来多年主掌麻省港务局。他非常高大，却有个娇小玲珑的女朋友，叫嘉萝，是麻省妇女委员会会长。有一天嘉萝来了，戴维斯告诉我他们两人将商讨一个问题，请我把所有的电话挡住。约两个小时后他送她到电梯告别，转身对我摇头赞叹：“她真棒！”我第一次听到一个男人称赞女人比他能干，两人顿时在我心目中都升了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