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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思误书

2016-12-18 12:31:30      参与评论()人

经过亲身实践,并借鉴前人经验,陈垣在《元典章校勘释例》(《励耘书屋丛刻》本)中总结出对校、本校、他校等通例,被很多人奉为圭臬。不过在整理古籍时,仅仅借助这些方法来比勘异同尚属易事,要再进一步判定是非则谈何容易。姑且不论经史诸子类文献,即便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有时虽仅一字之别,也要反复斟酌,再三推敲,甚至旷日持久,左右为难。就拿元杂剧中最负盛名的王实甫《西厢记》来说,明清两代先后出现过几十种刊本、钞本,存在不少文字歧异,有些地方便难以遽下断语。例如第一本最后“题目正名”的首句“老夫人闲春院”,别本或作“老夫人闭春院”,或作“老夫人开(開)春院”。三种异文的背后,都各有一批来头不小的版本作为奥援,不是善本佳椠,就是名家评注,因而彼此争胜,互不相下。清初毛奇龄在《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中就力主“闭”字为是,并批评说:“‘闭’即‘门掩重关’之意,虽出游犹闭也。俗子倡为不游寺之说,必谓院开而莺见,遂易‘闭’为‘开’。”不难想见,如此聚讼纷纭的局面,势必令不少学者在取舍之际颇费踟蹰。

早年受业于词曲大师吴梅的王季思,尝试以经史考证之法来研究《西厢记》。他校注的《西厢五剧注》在1944年由浙江龙吟书屋出版,《自序》中提到:“明清以来,评注《西厢》五剧,举其著者,有徐文长、徐士范、王伯良、凌濛初、闵遇五、金圣叹、毛西河诸家;而以圣叹外书流传为最广。”不过在他看来,前人评注往往失于穿凿附会,并不能使人餍足。他由此发愿重作董理,在文本校订方面,“原文迻录暖红室刻本,别据王伯良注本、《六十种传奇》本,及《雍熙乐府》所录曲文为补正”。第一本“题目正名”中的那一句,被校定为“老夫人闲春院”。然而撰著期间战事正酣,他在颠沛流离中“箧书尽丧”,“无可取证”,取以校勘的版本并不多。时隔四年,上海开明书店又出版了他的《集评校注西厢记》,在参校本中新增毛奇龄评本,注释部分也多有损益;此后他毫不懈怠,精益求精,相继在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过《西厢记》校注本,每一版甚至每一次重印都会有程度不同的增删补苴,而参考过的版本也陆续增加了新发现的弘治本、张深之本、刘龙田本数种。不过最初勘定的“老夫人闲春院”并无变化,只是没有任何校勘说明,无从知晓其择取标准,兴许是认为“闲”字明显优长而毋庸饶舌,抑或是觉得此类琐屑饾饤对读者而言并无裨益吧。

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在1954年出版了吴晓铃校注的《西厢记》。吴氏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受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影响,在俗文学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据他在《前言》中所述,“《西厢记》杂剧的版本流传得非常多,在今天我们还能够见得到的就在四十种以上”,“这个本子大体上是拿凌初成和王伯良的本子做底本,再用其他的九种本子对校,遇到文字上的歧异就参考北京岳氏本和《雍熙乐府》来抉择”,对底本及参校本做过精心的选择。尽管注释的细致缜密不及王氏校注本,但简洁明瞭,要言不烦,倒是非常符合他“想初步地搞出一个比较接近于旧本(不是原本)而又适合于一般阅读欣赏的本子”的初衷。大概为了避免“繁琐考证”之讥,吴氏也没有罗列各本异同,写成详细的校勘记。他将此句校定为“老夫人閒春院”——“閒”、“闲”相通,当是付梓时手民误植所致——可见利用的版本虽与王季思不尽相同,最后的结论却是不谋而合。

经过王、吴这两位专家的精审校订,这一处异文看似可以暂时搁置争议了。然而北京中国书店在1978年整理库藏时,无意间从一部元刻《文献通考》的书皮背面发现了四片《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叶,又使得波澜再起。肆力于考索《西厢记》版本源流的蒋星煜率先撰写《新发现的最早的〈西厢记〉残叶》(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1期,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在详细介绍这些残叶的基本情况后,着重讨论保存于其中的第一本“题目正名”。他仔细分析了已知的三种异文,认为都能自圆其说,“问题在‘闭’、‘闲’、‘开’字形相近,不知最初为何字,也可能后来翻刻、演唱时又传讹的”;不过新发现的残叶既然作“闭”,且“刻书时代较所有现存明刊本为早”,因此“最早的本子用‘老夫人闭春院’的可能性较大”。

紧随其后,吴晓铃发表《“春院欣闻闭不闲”》(载1983年9月27日《光明日报》,又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吴晓铃集》第五卷),虽然强调“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刊刻年代早或震于名家校注,来决定去取,而是要从作家构思和作品内容多下功夫推敲”,可依然主张“时期最早的《西厢记》残叶可为主证”,再辅以其他佐证,就可以断定“‘闭’字无疑当属王德信原词”。据吴氏所述,他曾受邀对残叶的刊刻年代进行过鉴别,是除发现者以外“第一个看到原件的‘槛外人’”,可所作口头鉴定“只是供给书友们参酌,没有写成文字”。作为《西厢记》的校订者,他居然没有立即撰文予以研讨,表现颇为反常。是否意味着他对“闲”、“闭”两字究竟该如何抉择,一开始仍存有疑虑而举棋不定呢?

与此同时,王季思在旧著《集评校注西厢记》的基础上,吸取多年来的考订成果,进一步勘正文字,增补注释,又另约请张人和搜集评论资料,最终编纂为新版《集评校注西厢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书中也将自己此前沿袭了数十年的“闲春院”改作“闭春院”,并有注释云:“闭字原本作闲,此据北京中国书店藏元末明初刻本残页改。”同样根据新发现来推翻旧判断,究其原委,恐怕也是由于这批残叶的刊刻时间在先。王氏后来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其中的《西厢记》即据新版《集评校注西厢记》迻录,仅“删去集评和注释的内容,保留校记”,显然已经视其为最终定本了。

兴许是受到蒋、吴、王等人的影响,此后问世的《西厢记》整理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燕瑾校注本)或研究论著(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也都纷纷依据这些残叶,将此句校定为“老夫人闭春院”,似乎已成定谳。不过仔细深究一番,或许还有讨论的余地。以最纠缠不清的“闲”、“闭”为例,前者因漫漶阙笔而讹作后者,较诸后者因增添笔画而误为前者,其概率恐怕要大许多。重视刊刻时间在前的旧本,固然是古籍校勘的重要准则,不过正如吴晓铃所言,残叶“原题‘新编校正’,可见还有旧本”,倘若日后发现刊刻时间更早且作“闲春院”或“开春院”的版本,那又该如何处置呢?整理古籍原本是件挺单调乏味的事情,可正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时思误书,亦是一适”,偶尔胡思乱想,倒也蛮有意思。

录入编辑: 朱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