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多知道一些上海沦陷时期文坛内幕，非得柳存仁（1917-2009）现身说法不可，偏偏柳存仁金口难开，自摆脱樊笼以后，便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自己不讲，别人问起他也是不讲。其实你越是坚不吐实，别人越是好奇，我便是好奇者之一。那年月，文载道（金性尧）堕坑落堑之程度比之柳存仁强不了多少，可是金性尧勇于自省，“（朱朴）后来和黎庵合办了《古今》，朱朴是没有金钱和权势的，但因投靠了周佛海，经济上也有了保证，成为周门一个高级清客。我也是相差无几，后来是自甘附逆。作为《世纪风》的作者原是很清白的，作了《古今》的不署名编辑，政治上便有了泾渭之分”（《悼黎庵》）。
前些天与宋希於君聊起柳存仁具体哪年离开大陆的，他的研究结论“上限是1951年”。非常之巧，宋君和我都正在读的柳存仁两文《我从上海回来了》和《四年回想录》（署“柳雨生”）。我的一位上海朋友也是好奇者，他建议我买柳存仁所著《外国的月亮》，里面一篇题为《巴金》的文章证明至少“1947年冬”柳存仁尚在上海，而且已是“自由之身”。
《我从上海回来了》乃日记体，连载于1941年1月和2月的《大风》杂志第七十六和七十七期。《大风》社长是简又文，主编陆丹林，主办地在香港，桂林设有分社。这两期为土纸所印，我怀疑是在物资匮乏的桂林印刷的，香港还没穷到这份上。日记“凡七天，（1940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又九月四日，五日各一段”。柳存仁称“来港的印象当然大体上是极好的，特别是从孤岛回来的人，至少感觉到这里的空气非常的自由，情绪非常的兴奋”。柳存仁来港的目的很明确：“我因为上海的环境日益恶劣，把一切安顿之后，决意到香港来。”“我住在上海真是太苦闷了，苦闷了三年多，总想吐出这一面积压久了的闷气来。在学校里面上课，学生们常常喜欢发问‘柳先生！我们这一课古书读法举例究竟和抗战建国有没有关系呢？’这样令人踌躇的问题，是常常可以听到的。”“今天是孔子诞日，在‘孤岛’上是仅有八天悬旗庆祝的一天。好了！以后不一定要是今天，天天人们都可以看见灿烂无疵的光荣的国旗了。”
显而易见，柳存仁忍受不了日本人的鸟气，一腔热血，无以报国，所以逃离上海奔往香港。本来香港只是个中转站，柳存仁在《四年回想录》里称“我到香港去最初不过是过路，目的地是赴湖南某地国立师范学院任职”。看来柳存仁很像《围城》里的李梅亭、顾尔谦、赵辛楣，接到了内地高等学府的聘书，不同的是柳没有赴教，从而改变了人生之路。
柳存仁在日记中称：“是不是从香港经过那一条唯一的通内地的孔道——沙鱼涌——经过惠州，韶关，到湖南篮田国立师范学院去呢？是的，是的，我们应该不辞艰困的一块儿到内地去工作。”
提到“内地”，柳存仁的语调忽然高了八度，如歌如诗，激越飞扬，仿佛身处抗战前线一名宣传员：
内地！这在我们久困孤岛的同胞们看来，是一个多么有兴奋力量的名辞啊。想起连绵千万里战线的南北疆场，英勇抗日不屈不挠的国军，可歌可泣毁家纾难的老百姓们，流离颠沛的难胞难童，几千磅重的大炸弹摧毁不了的统一团结御侮的热忱，坚苦卓绝令人敬佩的贤明领袖，啊！我们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来！让我们鼓舞，让我们讴歌，伟大的新中国从西南抗战根据地重新的生长起来了。遥想怒吼声中的新中国的波涛，它的力量的雄壮，内质的纯洁，外观的美丽，无一不像我们船舱外面所能够眺望到的汹涌澎湃的大海一样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