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夏衍《懒寻旧梦录》
左联的成立与运作，建立在鲁迅对其自身的象征资本的让渡之上，自此之后，双方将共同协调管理那个作为符号的鲁迅。而左联的运作成败，则直接系于这一共管体制能否维持。
对这个问题，鲁迅在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里说得很清楚，是坐车来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寥寥几笔，从体态到着装，跃然纸上，读来似是鲁迅亲眼所见，那么，四条汉子是坐车来的，当无疑议了。
而四十多年以后，作为“还有另两个”中的一个，夏衍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下称《往事》）一文中却提出了另外的说法（此文收入中华书局新版《懒寻旧梦录》，令人赞叹编者的用心）。在他看来，鲁迅这短短一句话，就犯了四个错误。首先，鲁迅此文写于1936年，那么前一年就是1935年，而此时阳翰笙、田汉已经被捕，不可能去看鲁迅，因而“去年的有一天”是错的。其次，内山书店所在的北四川路底，“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危险得很，他们不可能在那里直接下车，所以他们的车是“过了横滨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里间等待，绝无可能看到他们坐车同来，所以“从车中跳出”云云，也是错的。再次，在服装上，夏衍穿的是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那么“一律洋服”也就不那么准确了。最后，双方谈论的话题，远不止“胡风乃是内奸”一项。据夏衍的说法，在会谈中，阳翰笙和周扬各自报告了文总和左联的近况，而胡风问题则是田汉“忽然提出”的，由于意识到鲁迅对此的不快，阳翰笙很快将话题转开了，因此这一节也至少可以说是误记。至于“态度轩昂”，倒是不错，概因“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三十六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然则这“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所以即便“轩昂”了一点，“也不至于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四条汉子”究竟是分头步行的还是坐车来的？由于其他三人的回忆均未涉及这点，事实大概已不可考。本文的意图也不在以夏衍的回忆，纠正鲁迅的表述。对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背后，从来渗透着不同的立场与动机，对细节的反复辨证，也始终牵连着更大的企图，夏衍在之后紧接着说道：“以上这些事情虽小，也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但说明了一点：在这样一封政治性严重的信里，其中特别是涉及到鲁迅所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敌人所派遣’等等，夹杂着一些不正确或者错误的东西，那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指出“小事”上的“艺术夸张”，暗示了“大事”上的指责或许也不那么严谨。那么，对“不涉及到政治问题”的细节的着力纠正，最终也还是指向了“政治问题”。
四条汉子与两个口号
这里所谓“政治问题”，显然意指围绕着“两个口号”的论争所展开的各种是是非非。有趣的是，夏衍对鲁迅的纠正，不论是否确实，都已提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差”：“四条汉子”拜访鲁迅是在1934年秋，而论争则发生在1936年。1934年，阳翰笙是文委书记，周扬是左联党团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夏衍则主要负责电影小组的活动，各有具体工作，与鲁迅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夏衍还曾对田汉的参与感到奇怪，因为当时田汉与鲁迅的关系并不融洽。对照鲁迅1936年的描述，“汉子”且要“四条”，着装且“一律”，谈话内容也被缩减为通知胡风是内奸这一项，一下子抹除了这四人之间的诸多内部差异，将他们改造成了一个立场一致、任务单一的集体对象。这一改造所勾勒的鲁迅vs四条汉子这一图式，与其说是对1934年的状况的描写，不如说是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双方的镜像。换句话说，1934年的“四条汉子”这一集体形象，是1936年的这场争论的发明。1936年的论争重写了1934年的会面，而对1934年的细节辨证，则意在摆脱1936年的历史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