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书籍在一片荒漠之中无疑起到了“启蒙”作用，为一代人打下了共同的知识基底。“与现在学科分野林立，甚至一个学科内部流派不同都无法对话不一样，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学术的共同话语，社会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会谈萨特、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这些思想成为一种学术的共相，这种共相不仅是不同学科之间，也在左右之分之间，当时的左派和自由派，谈论的对象也是比较一致的。”蓝江回忆道。
而这一共同知识的基石，便是届时正就读于北大外哲所的甘阳所发起的轰动一时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所打下的。张旭东在《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中谈及1985年前后的“文化热”（“新启蒙运动”）中的三个流派，也就是当时先后成立的三个编委会：包遵信、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以讨论“科学”的姿态完成20年代初期在“德先生”与“赛先生”旗帜下未完成的启蒙；汤一介、李泽厚牵头的“中国文化派”企图寻求儒家传统来完成文化重构；而甘阳、刘小枫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则把目光放到了西方现代思想。
甘阳组织的编委会成员从今天看来，大都早已在各自领域中独领风骚：甘阳、刘小枫、刘东、杜小真、李银河、陈嘉映、周国平、赵越胜、徐友渔、钱理群等。他们发源于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学所，在知青文化的余音下，很快就形成了小圈子。他们探讨哲学、谈论诗歌，在高干子弟家开Party。
《悲剧的诞生》《存在与虚无》等书在当时成为时尚。拥有这些书就是年轻人追求时尚的标志。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八十年代访谈录》
三联书店的前总经理沈昌文忆及甘阳的编委会找到三联，本就重视翻译的沈昌文大力支持，甚至违反纪律送给他们一本盖了图章的介绍信。在出版社方唯一在编委会中待过的王焱的记忆中，三联本是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开始了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丛书名目，相继出版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却从未想到那套书销路那么好。
“《存在与时间》发得太火了，发了7万册，《存在与虚无》10万册。这些书当时成了时尚，拥有这些书就是时尚，是年轻人的一个标志。”薛巍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开启学术新思潮和新方法的窗口》中援引了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董秀玉的回忆。
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在“人文精神”的热潮之中，而哲学在那时又占据人文学科的统领地位，大学校园中大批的文学青年追着“人文思想”的潮流，似乎理论思想大行其道是很好理解的。然而吊诡的是，正在现代化探寻过程中摸爬滚打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便是反省自身的历史问题和为改革探路。而这套风靡一时的丛书，不但无法为“现代性”指出方向，反而是“反现代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