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剧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东方IC 资料
“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说这话的是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剧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据英国《卫报》消息，他于2017年3月18日凌晨逝世，享年87岁。
沃尔科特有理由这么说。
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中部的岛国圣卢西亚，国土总面积只有616 平方公里，却诞生过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位是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另一位就是沃尔科特。
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这个小岛国算得上是世界上诞生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了。但是沃尔科特的“我就是一个民族”却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
八万人中诞生了诺奖诗人
1989年，沃尔科特与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左）。
1930年1月23日，沃尔科特出生于原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圣卢西亚岛（1979年独立）首府卡斯特里市。父亲是英国人，以画水彩画维持生计，并酷爱诗歌、戏剧和歌剧，但不幸的是沃尔科特一岁时便失去了父亲。
母亲则是非洲裔，以教书为业，同时又是个社会工作者，业余时间还创作剧本，十分繁忙，所以对3个子女难免照顾不周，而且脾气也不太好。多年后已成为名人的沃尔科特在回忆童年时说，他和孪生弟弟与姐姐是在“一个暴躁的母亲和一屋子书堆中长大的”。此外沃尔科特还具有荷兰血统。
14岁时，他初次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四年后，他用母亲积攒下的钱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诗25首》（1948）。沃尔科特跑遍全岛推销自己的诗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个当时只有不到8万人口的地方，诗集卖的钱竟然可以回本。
在写诗的同时，沃尔科特还醉心于戏剧创作。1949年，也就是在完成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的一年后，他的第一部剧作《亨利·克里斯多夫》也得以公演，并获得殖民地发展与繁荣奖学金。同年，20岁的沃尔科特创建了圣卢西亚艺术行会，并考入本岛的圣玛丽学院，后进入西印度大学的牙买加莫纳校区，攻读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文学，1953年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随后，沃尔科特在圣卢西亚、格林纳达、牙买加等地中学任教。1959年在特立尼达创立了戏剧工作间，并担任导演达十年之久。同时他还为多家刊物撰稿，担任专栏作家。自1970年代开始，他以客座教授和住校诗人的身份出入美国各大学，后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创作系。
其一生创作颇丰，著有二十余种诗集，诸如《年轻人的墓志铭》（1949）、《在绿夜里》（1962）、《星星苹果王国》（1980）、《仲夏》（1984）、《奥美罗斯》（1990）、《厚赠》（1997）、《白鹭》（2010）等。除此之外他还有近三十种剧本。
除了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外，沃尔科特还曾获得过多种荣誉，如皇家学会文学奖（1966）、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金蜂鸟勋章（1969）、乔姆利诗歌奖（1970）、非百老汇戏剧界最杰出戏剧奖（1971）、麦克阿瑟基金会奖（1981）、艾略特诗歌奖（2011）等。
瑞典文学院给沃尔科特的授奖词评价他的诗歌是“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化的结果”。“献身多元文化的结果”，考虑到他的身世，这很容易理解。但事实并不简单。
黑白分明的尴尬身份？
2001年，沃尔科特在米兰参加座谈会。东方IC 资料
圣卢西亚所在的西印度群岛，其文化受到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哥伦布于1498 年发现了这片位于风光旖旎的加勒比海中的群岛，在此后的数百年里，西班牙、法国和英国都曾经先后统治过这里。
直到1979年，圣卢西亚才获得独立，但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殖民文化具有强大的惯性，这种惯性表现在诗人沃尔科特身上就是如幽灵般缠绕着他的身份问题。
黑人与白人，臣民与宗主，加勒比本土与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在沃尔科特的创作主题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在《远离非洲》一诗中，处于种族和文化混杂中身不由己的复杂心态暴露无遗：
我，被两种血液所毒害，
分裂直到血脉，将转向何方？
我，曾经诅咒
那醉醺醺的英国治安官员，在这
非洲和我喜爱的英语之间如何选择？
背叛二者，还是归还它们所给予的？
他从小一路接受的都是西方或者说英式教育，荷马、卢克莱修、奥维德、但丁、莎士比亚、里尔克、马查多、洛尔迦、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波德莱尔、瓦雷里、阿波利奈尔，这些精神和文化上的导师在他的世界来来回回。
但在另一方面，黑色的皮肤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的另一半血脉来自哪里，以及他的民族和国家曾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历史。在《飞行号双桅船》一诗中，沃尔科特借一位水手之口说出了混血儿夹在黑白分明的社会中的尴尬：
前者用铁链锁住我的双手，抱歉说：“历史如此”；
后者说我不够黑，算不得他们中的精粹；
……
我曾接受坚实的殖民地教育，
我体内有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
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
他经常面对来自两方面的批评：本土批评家说，“太英国了”，而英国评论家则说，“有些用语太地方了”。
但这并未使他屈从于某一方。他选择了接受。
无论是本土文化还是殖民文化，既然已经成为他身上不可更改的事实，那么为何不拥抱它们并从中获得给养呢？结果就是，沃尔科特成为了多元文化的受益者，如他所钦慕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一样，在“我是谁”的叩问中“发现”了“我之为我”。
1992年，凭借《奥美罗斯》，沃尔科特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这部史诗中，沃尔科特把加勒比海文化和殖民历史交融其中，产生了莫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以至于被西方文学评论家誉为“当代的荷马”。
“诗人”身份超越了“加勒比诗人”
但是作为诗人的沃尔科特并未满足于此。他把处理加勒比人集体经验的“任务”交给了戏剧，而在诗歌中，他希望驶向更为开阔的地方，这种愿望到了晚年尤其强烈。《白鹭》就是在这种情绪下产生的作品。
2011年，凭借《白鹭》，沃尔科特“击败”了希尼等诗人，获得了英语世界最为著名和重要的诗歌奖之一的艾略特奖。
在《白鹭》中，很大程度上，身份认同已经不再困扰他了，或者说已经不是沃尔科特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了。
“诗人”这个身份，在此时显然已经超越了“圣卢西亚诗人”或“加勒比诗人”。
他将隐匿于他此前诗歌中的“充满危险的秘密出航”（《港口》）这个意涵放大，开始应对起一个伟大诗人所应具有的野心。
如同奥兹、布罗茨基、希尼一样，沃尔科特越老语言越炼。但简洁晓畅的语言和普通平常的日常却承载着高度复杂的技艺。已经年届八旬的诗人，仍然孜孜求索于突破，难怪艾略特奖评委会主席安妮·史蒂文森会称《白鹭》是一部“具有冒险精神并且几乎无懈可击的作品”。
或许，那时老迈的诗人心中，除了语言，就只有一段段经历塑造成的“我”。但正因为专注于个人经验，才有了超越地域和集体的可能，也才有了对整个人类说话的机会。
【本文参考了傅浩《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序、程一身《白鹭》序、江向东《圣卢西亚的骄傲》、布罗茨基《潮汐的声音》（程一身译）等文，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