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的确不一样。首先，历史根源不同，黑人最早以奴隶身份踏上美国这片土地，这与从殖民地移民宗主国的方式截然不同。具体来讲，黑人在美国和英国的境遇千差万别，各有优劣，但有一点我更欣赏美国：人们公开明确地讨论种族问题，我觉得这比遮遮掩掩强。
继《美》之后，您创作了小说《西北》。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与《美》迥然不同，以碎片拼贴、非线性时间的方式组织故事。一般来说，您是怎么确定一部小说的叙事手法和形式的？
史密斯：我觉得这是一个作者很难给出理性回答的问题。好比绘画，一个画家从风格上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如蓝色时期、红色时期、抽象时期、具象时期，但若问那个画家，为什么这幅画是蓝色，那幅是红色，他恐怕难以给出理性的解答。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主题决定形式；另一方面，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重复同样的写法，我会厌倦。
所以是有故事在先？
史密斯：那样说也不对。通常在写一本小说时，我并没有计划好的故事大纲。通常我有的是一个细微、模糊的想法，然后我会尝试寻找一定的笔调、口吻去表述。这个过程可能会很久、很艰难，但一旦找到准确的调子后，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就像画家，在画第一笔前，要在调色板上找到准确的色调，那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
在《西北》里，主人公利娅是她工作团队里唯一的白人，这令我想起《美》里面的琪琪，在和她丈夫的朋友、同事聚会时，察觉到自己是众人中唯一的黑人，因而感到不自在。这种隔阂，似乎是您小说要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
史密斯：绝对是。我认为，当人们在一个环境里感到不自在或无法完全融入时，那提供了一个可发挥的创造性空间。当你和一个环境完全融合、在里面如鱼得水、没有丝毫距离感时，你不大会对很多东西提出质疑，一种怠惰会在头脑里油然而生。只有当你置身于一个与你不相容的环境时，比如白人在非洲，当他们第一次发现或体验到自己是少数族裔时，那常常会引发相当有趣的思考，是他们以前没有想过的。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有益的心态，让人对事物、对现实更投入。
所以对小说而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故事素材。
史密斯：是的。我自己有过很多这类隔阂的经验，那为创作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去想象或突然间意识到一切都不是注定或必然的，人生的种种取决于当下的情况，完全存在另外的可能，对我来说，这是创作小说的原动力，即探索事情的多种可能性。
小说中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娜塔莉 / 凯莎，竭尽全力挣脱她原本的出身，可她的成功，在她的家人眼中却被视为某种背叛。您觉得，这是想要出人头地者经常会面临的两难境地吗？
史密斯：据我的观察，以纽约为例，在很多新的华人移民家庭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子女一辈融入美国的生活，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在事业上取得不小的成就，但他们的父母依旧保持着他们刚来时的状态，他们可能不讲英语，对他们而言，不仅与自己的祖国分离，也和他们的子女分离，这是一般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难想象的经验。在你接受教育的同时，却和你的家人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变得像陌生人，这种境况，想来是匪夷所思的。从父母的角度讲，这是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他们为了孩子的前程而献出了自己与孩子间的纽带。这不是一种容易相处的关系，我觉得这里面藏着几分动人而哀伤的味道。
的确，这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别的小说里，比如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新书《我叫露西·巴顿》（My Name is Lucy Barton），讲一个家境贫寒的姑娘长大后成了知名作家，但与家人的关系疏离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