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您一部分时间住在伦敦，一部分时间住在纽约，能否讲讲您对纽约的感受？
史密斯：我很喜欢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生活，这个地方对我有不凡的意义，那是我以前没有料到的。说来有些讽刺，大家都知道，格林威治村的风光时期已成过去，这里不再有鲍勃·迪伦，不再有激进的运动，街上少了年轻人的身影，但尽管如此，这里还是活跃着某些东西，那令人惊奇。还有是年轻的艺术家、歌手、喜剧演员、街头艺人出现在这里。撇开游客和金融新贵不论，华盛顿广场公园，天热时，即使到深夜，仍是一处能让人感到兴奋和刺激的场所。所以，虽然这已不再是六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格林威治村——那个传为神话的地方——但我爱这里。在住了七年以后，我开始意识到，现在的格林威治村同样有趣，是2016年版的格林威治村。这种爱，与你对故乡的热爱，是不同的。
您年少时好像曾有过想当舞蹈演员或歌手的志向，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正想从事的是写作？
史密斯：我并没有真的想成为舞蹈演员或歌手。我喜欢私下里唱歌跳舞，但我讨厌表演，只要一登台，舞台必然被我搞砸。我非常怯场，不喜欢在人前表演，那太教人紧张和难受。我向来更专注的是读书和看电影。我的弟弟是演员，通过他，我能清晰地想象出演员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做演员太无力，那不是我想要的，对我有吸引力的往往是我能掌控的东西。虽然歌唱和舞蹈是我的爱好，但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那是需要遵从指示的活动，而我不愿意那样做。
从个人爱好的角度讲，私下里的唱歌跳舞，对您的写作有所助益吗？
史密斯：有，这三者有相通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家的每个成员都有很强的节奏感，虽然我们从事的工作不同，但都可归结于节奏和模仿。或者说，我们都有灵敏的耳朵。一双灵敏的耳朵，可以有助于你唱歌、演奏乐器、讲台词、说笑话、写作。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才华，一种散布在不同领域的相同的才华。
可否请您展开说一说写作中的节奏感？
史密斯：就写作来讲，有一双灵敏的耳朵，意味着知道准确的调子、准确的进度，甚至是落在纸上的准确的形象。就像跳舞时，我一边听着鼓点，一边知道身体该放在哪个位置，写作也类似。
我想起以前采访科尔姆·托宾，他也格外强调节奏是他创作的关键。
史密斯：对，托宾是一位非常注重节奏和韵律的小说家，他也是个大乐迷。很多作家，甚至文学评论家，像著名的詹姆斯·伍德，在音乐方面也有造诣。我觉得，当作家，可以有许多软肋，比如缺乏对人物内心的洞察力、不幽默风趣、不懂情节为何物，这些不足，不是一个作家的致命伤。但假如你没有一双会听的耳朵，你就无法入门。在我看来，那是写作唯一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很有意思，因为事实上，无论写作还是阅读，都是无声的活动。
史密斯：的确，但每当我翻开一本书时，我能立刻听到里面的声音。对我而言，情节合不合理，是其次的、表面的东西，我用听去判断一个人会不会写作。这包含了音乐性的问题。
您有两个小孩，既要写作，又要当母亲，兼顾两者是不是很不容易？
史密斯：我觉得和所有的职业女性一样，我的情况没有比她们更难。最大的问题是时间，如何分配和管理时间。虽然有时写作可能需要投入更多时间，但另一方面，它对时间的要求更灵活。在纽约，许多上班的母亲无法接送小孩上学或参加活动，但我可以，因为我能自由调整我的工作时间，我可以一早写作，或晚上写作，全由我自己决定。这种灵活性，对我而言是好事。
您也给《纽约书评》等杂志撰写评论和散文，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写作会互相影响吗？
史密斯：非虚构写作要求把事情讲得清楚明白，让人满意。虚构性的作品则有更多矛盾和不确定，更多想法藏而不露。另外，对我来说，撰写评论或散文是一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事的工作，那可以增添我的自信心，表示我在工作上有进展。创作小说的困难是，那需要花上好几年时间，有时会在一个地方卡住很久，这很令人受挫。相比之下，写评论比较容易让我有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