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国民党军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根据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六军团第18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后于黔东江口地区与主力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于11月19日由桑植地区出发，实行长征（战略转移）。
萧克回忆说：“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一路上，红二、红六军团以灵活的作战行动，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1936年元旦前冒着大雪进入了贵州东部高寒山区，把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都远远甩在后面。
红军到达黔东地区，完成了战略转移的预定任务，但预定在黔东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设想却难以实现。红军刚刚到达石阡、江口地区，国民党“追剿”军十五个师就陆续围拢而来，同时，这一地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山大谷深，也不利于部队久留和进行运动战。基于此，军委分会于1936年1月9日在石阡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
红二、红六军团部队休整七天后，于1月20日开始西进。为了迷惑敌人，保证部队顺利渡过乌江，贺龙等人精心设计了“龙摆尾”的战术，指挥部队先是挥戈南下，进入余庆县境，于21日在龙溪口附近突破国民党军第23师的防线。
1月24日是农历丙子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冼恒汉）的炮兵、重机枪部队为前锋，经红灯堡、水绞占领瓮安县城，红六军团进驻猴场，国民党保安团弃城逃走。红军在瓮安期间，适值春节，由于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六军团都曾经过此地，当地老百姓受过革命影响，还留有部分伤病员，因此群众基础比较好。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后，积极了解百姓疾苦和熟悉当地实际情况，加强革命思想宣传工作和力度，在瓮安县书写标语，开群众大会，积极开展宣传和打富济贫活动，给群众分猪肉、盐巴、土地等，和老百姓一道过了一个热闹的“红军年”。
红军随后转兵西进，连下洗马河、龙里，以多路纵队直趋贵阳。蒋介石曾经在指挥部队堵截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时，被毛泽东的兵逼贵阳搞得晕头转向，怎么也想不到贺龙也会再施佯攻贵阳、调虎离山之计，认定贺龙这次是要真攻贵阳，急调堵截红二、红六军团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急赴贵阳，使得乌江沿岸防御力量骤减。但遵义方向的国民党军约三个师却准备南渡乌江，截击红军。贺龙再施巧计，率部绕过贵阳，向贵阳西北疾进，摆出要经息烽北渡乌江的姿态。蒋介石断定红二、红六军团是要走中央红军的老路，渡乌江北取遵义，于是又调重兵严守乌江，增兵遵义。红二、红六军团抓住有利时机，向西北急进，奔袭扎佐，歼灭守敌两个营1000人，袭击修文，于2月2日从鸭池河渡口抢渡乌江，将国民党军各路“追剿”军远远地甩到了身后。
红二、红六军团渡过乌江之后，2月4日克黔西，6日占大定，9日取毕节，迅速地实现了战略展开。在黔、大、毕地区，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很快开展了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2月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贺龙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希云为代主席，朱长清为副主席。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甘泗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革命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各县苏维埃和95个乡、镇、村的红色政权也随之建立。红军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吸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