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9年底正式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见到傅先生的机会自然骤减了，但傅先生和很多老辈学者一样，有一副特别强健的笔头，他将平时口头未曾表达的所思与所作诉诸笔墨，用不着雕琢，随手写来便是至文。有时，信夹在印有他新发表的文章的杂志或复印件里寄来，我于是能知道他新近又发表了什么文章，又给什么新著写了序言，知道他最近在思考什么学术问题，有时从字里行间也不免感知到他的一些思想情绪。他退休了，一度有些失落，这种失落与世俗的权力贪恋毫不相干，而是缘于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一种怅触。
2007年间，我承乏作中文系主任，当时的清华中文系和学校其他一些文科专业相似，规模小，缺大师，系务会同仁普遍感到，除了积极引进优秀学者外，名家的引导对学科发展十分重要。几经商量，人选都议而难决。当我提出傅先生，大家才猛然间觉得找到了理想的人选。傅先生不仅名头大，与清华的关系和对清华中文系的支持也由来甚久。他和夫人徐敏霞女士1951年考入清华中文系，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北大中文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清华复建中文系，有意聘请他担任系主任，但他甫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事遂不行，只应命兼职教授。现在傅先生业已退休，或许有机可乘。我们将此想法报告给分管文科工作的谢维和副校长，得到他的积极支持和大力推动，很快学校就决定全职引进傅先生，并成立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聘请他为主任。2008年5月，研究中心举行成立仪式，冯其庸、徐苹芳、田余庆、李学勤等学界名宿与会，校长顾秉林、副校长谢维和与会，顾校长在会上对傅先生的加盟寄予厚望，并作了重视基础文科的讲话，对正在加速发展的清华文科必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清华的八年，也是傅先生生命的最后八年。傅先生家住六里桥中华书局宿舍，与学校之间很有一段距离。从开始我们就跟傅先生反复强调，他来校的次数和时间视其方便，学校全无要求，但傅先生在最初的三四年间，每周三、周五上午必到校，如遇天气不好，则顺延一天。后来有所减少，也不少于每周一次。他总是大清早即到校，偏偏我是夜猫子，常常在早晨七点来钟被他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叫醒。最后两年，傅先生逐渐不良于行，但也一直坚持到需要院收发室或系办工作人员搀扶着上楼为止。
傅先生在清华期间招收了两名博士生和一名博士后，为研究生开设过专题课，外系以及外校的同学都来旁听。研究方面则做了几件大事。一是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宁波市鄞州区委宣传部合作成立王应麟研究基地，傅先生主持《王应麟著作集》的编纂工作，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鄞州王应麟是南宋大儒，治学面广，著述丰富，学术史地位相当重要，却直到七百多年后才有精审的全集整理本问世。二是仿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及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例，主编并出版《宋才子传校笺》厚厚四册。此书不仅是宋代作家生平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撰著体例上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从一定角度上讲，是一部自我作古的学术著作。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重启并完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与顾廷龙顾老共同主编一千八百巨册《续修四库全书》时即动议而久未能付诸实施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2009年10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编纂学术研讨会”始，到辞世之日止，傅先生在最后的六七年中，念兹在兹的就是这一桩事。举凡制订凡例、规划作者、审订稿件、督促出版，傅先生无不亲力亲为。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下从事这种集体撰著而且是提要类撰著，真是吃力不讨好，何况《续修》收书五千六百余种，广涉四部，学科繁多，邀约作者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傅先生是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又居中华书局掌门职位多年，对学术界情况了如指掌，不少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都与他熟稔，得他帮助与提携的不在少数，是傅先生的亲点乃至亲邀使他们无法推脱。完全可以说，没有傅先生，这项工作至少不能在这个时间段开展，也不能在不算太长的六七年中完成。这六七年间，我目睹了傅先生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怎样的方式工作。就我个人而言，不仅以有机会在他身边协助完成这一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感到荣幸，过程中获得的治学态度和人生观的感悟，亦将坚定我在自己认定的人生道路上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