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根本，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说法，是因为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这主要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不断复合叠加，因而很难锁定“元凶”的风险。吉登斯的意见则是，这是单纯靠提高知识水平或靠借助人生经验都不足以应对的风险，因为它本来就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这是一种科学知识自身不断试错、积累并向社会传播普及，民众生产生活方式被影响、重塑并反复出现现代性焦虑的过程。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可是，现代化即意味着世俗化，世俗化本身就包含着扁平化、庸常化。在这个世俗世界中，物质极大丰富，加尔布雷斯称之为“丰裕社会”，鲍德里亚称之为“消费社会”，每个人被庞大的“物体系”所包围，被鼓励甚至被迫去消费那些远远超出自己直接认知能力和接触范围的商品。这使得他只能寄希望于科学知识、专家系统和大众传媒。而专家正是借助于科学的权威，通过媒体向大众特别是中产阶层传播其营养膳食建议。有趣的是，直至今日，这一“养生意见市场”始终混杂着营养学的各种噪音，喧嚣不已。
工业革命，城市勃兴，大规模人口的流动与集聚，劳动分工与市场分工的深化，加上全球市场的形成，凡此种种，打破了前现代社会自给自足的食物生产和加工方式，出现了食物的多链条加工、长距离贩运和全球食物贸易体系。
十九世纪晚期，营养科学家分解出了食物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等成分，开始了对食物的科学解释和“数目字管理”。在这套解释体系中，美味与健康往往不可得兼，人们出于口腹之欲的直观感受与其蕴含的实际营养值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奠定了现代人食物焦虑的绝大部分基础。自那之后，当一个信奉科学理性的现代人驻足超市货柜前的时候，他必须具有穿透食物外观，量度其营养值和能量值的本领。
同样是在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提出了细菌治病理论及免疫学说，在挽救无数生命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们在选择食物时的焦虑和恐惧。一场旨在扫除病菌源头的新生活运动从欧洲向美国席卷而来。苍蝇成了万恶之源。堪萨斯州的反蝇运动被广为效仿，政府给上交最多死苍蝇的人以现金奖励。结局你懂的，富有创业精神的美国人民，很快学会用臭鱼烂虾成规模地吸引并养殖苍蝇以领取奖金。
针对苍蝇的阻击战，只不过是筑牢第一道防线，御敌于身体发肤之外，战场可远不止这一处。在有洁癖的人看来，一切都可能是污的。食物吃下肚子，要在体内二次“去污”。这一条战线也是十九世纪末开辟的。
出生在俄罗斯的细菌学家梅尼契可夫告诉人们，致命的病菌就聚集在大肠中，它们的增殖速度惊人，日积月累就会引起“自体中毒”。1895年巴斯德去世后，梅尼契可夫成为他的继任者，并在1908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然而，即便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也未能免俗，和当时的诸多学者趋之若鹜涌入自身并不熟悉的领域跨界表态一样，梅氏也有意无意充当了伪科学的吹鼓手，摇身一变为包治百病的万金油养生大师，以致晚节不保，功败垂成。
1900年，梅尼契可夫宣称自己已经发现了“几乎无限期地延长寿命的方法”，他认为人类进化留下的巨大“不和谐”和长期“后遗症”，就是那一条冗长的肠道。现代烹饪已经使这个器官成为完全没有存在必要的赘疣。梅氏的治本性建议是，切除它，至少是切除大肠的最后一段——结肠。事实上，他的研究团队已经走得足够远。为了铲除“自体中毒”的病菌发酵地，避免食物废料在体内的堆积腐化，大规模地实施结肠切除术，尽管其失败率高得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