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个月后，柳存仁哪怕一句上面的话也写不出来了。
我对宋君讲，这个柳存仁很有意思啊，忍不了“孤岛”的上海，却忍得了沦陷的上海，宋君称柳的父母都在上海呢。是呀，柳存仁在日记中写道：“在小船上和岸上的人惜别时，父亲微白的头发在我的眼镜中看来，愈觉得花白了；母亲的眼睛微肿，却和正在揩着热泪的赐蓉相映。”（“赐蓉”是柳存仁的妻子。柳存仁于《古今》第十期的《谈自传》里曾写：“民国二十九年夏，在沪，与上海姜小姐结婚，爱情弥笃，遂赴香港。”）
柳存仁于《四年回想录》更强调了这个理由：“我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八日回到上海，恰为香港战事后的五月。……上海虽不是故乡，却是家人父子团聚的所在，几个月不通家书了，重因亲老弟幼，终于经过相当的厌倦和艰殆的旅途，返到自己的家里。”
柳存仁刚到香港，就谋到一个“香港政府文化检查官”的差事，迅速地融入了香港文化圈，旧雨新知，席不暇暖。当时有很多知名文化人士避难到香港，文化人聚在一堆，知识分子的臭毛病便泛滥开来，柳存仁也加入了笔仗，笔仗对手竟是邹韬奋、沈雁冰、范长江这样的大名头。柳存仁回到上海后将笔仗之前因后果写入《四年回想录》，多少显得有那么一点儿自我标榜。
1940年8月29日抵达香港，1942年5月8日回到上海中间是二十个月，柳存仁所说“香岛十八月”对不上数呀，原来柳存仁1942年3月到广州小住了两个月。
《四年回想录》刊在1944年11月《光化》杂志第二期，“编者按”云：“《四年回想录》并非私人的琐事忆念，乃是四年来港，沪，京，平文坛一角的实录，也就是将来‘文坛史料’之一。”此文附有的照片，现在看来都是珍贵的合影，其一，“民国三十年夏摄于香港。后排右首第二人起，徐迟，徐诚斌，叶灵凤，戴望舒。前排左首起第一人林憾庐，右为柳雨生”。徐迟的自传《江南小镇》第四部（1938-1946）与柳雨生的经历有交集，却没有提过柳雨生的名字。其二，“知堂先生在苏州。前排右起，柳雨生，陶亢德，周启明，汪馥泉，杨鸿烈。后排沈启无，龙沐勋”。可惜由于杂志制作的原因，均极其不清晰。
此文关于沦陷上海文坛，柳存仁就他所参与的那一部分，除去“核心机密”，毕竟谈了不少，我们所抱怨的是他河清海晏之后的三缄其口。事实上三缄其口的当事人并非柳存仁一个，上海有，北京也有。
柳存仁于风雨如晦的“香岛十八月”，也有极其轻松的闲暇，我就在《大风》（九十，九十一期）上读到他的译作《明代的彩色印刷》，使人想起巴金说的话：“事实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