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3年起，她开始到慕尼黑大学印度伊朗学系任教，1980年，正式成为中古印度语教授。不过，她也开设藏文课，很多老师曾跟她学过《米拉日巴传》。在慕尼黑任教期间，她辅导了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教授的硕士论文（1977年）和博士论文（1984年）。1988年到2000年，梅塔教授担任明斯特（Münster）大学的印度学系系主任。在她退休之后，又回到慕尼黑大学继续任教。
而我正好有幸在她重回慕尼黑大学的次年入学。一旦认识到梅塔教授的多重学术背景和广博的学识，就觉得再也不容错过她的任何一节课了。梅塔教授是一位这样的老师：和她相熟之后，每个学期末她都会邀请我们聚餐，并让学生随意“许愿”下学期开设什么课程，而学生的提议她几乎从不拒绝。因为系里的主流是佛教研究，她就开设了这样几门课：《羯他奥义书》（Ka■hopani■ad），对照Wilhelm Rau的译本；《罗摩衍那》（Rāmāya■a）的《战斗篇》（Yuddhakā■■a），对比巴利文、汉文中的罗摩本生故事，还有de Jong编辑的藏文本《罗摩衍那》；发现自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的婆娑（Bhāsa）戏剧之一——《童子传》（Bālacarita），让我们直接读马拉雅拉姆语（Malayā■am）字体的贝叶写本。有一次，我们提议她让我们领略一下迦梨陀娑（Kālidāsa），她就带我们读《优哩婆湿》（Vikramorva■īyam）第四幕中精神错乱的国王所念诵的卑俗语（Apabhra■■a）诗歌——我们花了一个学期精读的俗语诗句，在季羡林译本中被轻轻带过。在此基础上，她还一网打尽地将吠陀文献中所有关于优哩婆湿的文献找出来，放在我们面前。她也会教授佛教文献，曾经带我们读过一部她正在编辑的、发现自中亚的、不知名的佛教诗歌写本，希望我们藉此提供些改进建议。整个学期下来，只有一位同学提了个有效建议——在诗句里增加一个语气词hi。梅塔教授大为赞赏，为此给了他一个一分（最高等级是一分，五分是最低分）。不过，她更偏爱文句古老的《经集》（Suttanipāta）和《法句经》（Dhammapada），有几个学期皆选读其中的诗句。
当时的印度学家从事吠陀研究的已经很少，他们将这个领域拱手让给了印欧比较语言学家。有个学期，我偶然听了一位老师的《梨俱吠陀》（Rigveda）入门课程，觉得意犹未尽，便向梅塔教授提议能否开设《梨俱吠陀》的阅读课。她觉得自己并非吠陀学家，但想想学校里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开设这门课，便应允了。接下来，我每个学期都请她继续《梨俱吠陀》的课程，她则一再满足我的请求，现在算来，到我毕业为止，她为我们讲授了大约二十组（sūkta）诗歌。除了所读原始文献，她的上课基本工具书是缩减本的《圣彼得堡梵语词典》、Mayrhofer的《印度雅利安词源学辞典》、Oldenberg的注释、Geldner的译本和Witzel与后藤的译本，其他材料视具体的阅读内容而定。与她摊放在课桌上的书籍数量成反比的是听课的学生人数，一般总是在五人以下。
当然，每个学期她会开设两门课，一门交给《梨俱吠陀》之后，另一门必然教授耆那教的文献——这是梅塔教授真正致力的研究领域。非常可惜的是，听课的人数还会从其他课程的五人减少到两三人。为了吸引我们，她总是会在其他宗教的文献里找到对应。比如，Nemicandra对《后学经》（Uttarādhyayanasūtra）的注疏，她会找到佛经《摩登伽本生》（Māta■gajātaka）和《律部·大品》（Mahāvagga）中的对应。可是，包括我在内的选课学生总是在俗语里面挣扎，很难跟上她的速度，从而无法对她的研究课题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记得是我毕业前的最后一堂俗语课程，她让我们停下，不用朗读各自的译文，一个学期还剩下三分之二的内容，她一个人全部口译出来了。那是讲转轮王的车轮滚过，他便征服了四海。我听着听着，脑海里浮现出“一骑绝尘”这个成语，眼睛里看到的，则是梅塔教授在耆那教俗语领域中孤独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