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版权的缘故，该书的1991年版，而非2010年版，新近被我译成了汉语。
1991年版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插图是梅塔教授的母亲所绘。我读书的时候，老夫人仍然健在，生活在她们位于施当贝尔格湖（Stanbergsee）边的别墅里。老夫人去世后，梅塔教授就很少住在那里，不过还是将全系的师生请去聚会了一次。那一天，有人在巨大的草坪上嬉闹，有人在弹奏客厅里的钢琴，有人在翻阅书架上的藏书，有人前往湖里游泳，有人在采摘她手植的黑茶藨子（Johannesbeere）果实——一棵意大利的无刺，一棵本土的有刺……又过了几年，她还是卖掉了这幢房子，住进了市区的公寓。我记得她曾经说过，她不愿意在一个小城镇的熟人社会里被人认出衰老的自己，宁可在大城市陌生的人流中默默老去。
2011年，梅塔教授访问中国，我向她提起翻译本书的计划。从那时起，到如今付梓，已经五年。在此期间，我的两个子女相继出生，第二个还用了她的名字——Heidi。当我抱怨养育子女耽误很多做学问的时间时，她劝慰道：“我相信，忙于照看孩子并未损害您的学术发展！为什么我们致力于对文献的认识和理解？原本就是为了从多种层面上理解人类的天性和人类发展的可能性——不是吗？”（2016年6月13日的电子邮件）
笔者想通过这篇短文介绍一下这位在中国学界，甚至于当今的印度学、梵语学（其实都是佛教学）界知名度不高的伟大学者。这一点很像当下金光灿灿的世界大学排名表中德国大学的情况——一座拥有十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德国大学，可以在这类榜单中被中国的五六所高校远远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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