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谈何容易，“两个口号”的论争，往前可以溯及1920年代末起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曲折进程，往后则牵连到政治身份与革命历史的确认与书写，尤其是反右时对冯雪峰的“罪状”的认定，以及“文革”中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的批判，内中头绪错综复杂，种种人事关系、理念分歧盘根错节，更与政治运动乃至党内的路线斗争彼此纠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最为难解的历史关节。无怪乎《往事》一文本身，尤其是其中关于冯雪峰的记述，也在发表之后立刻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凑巧的是，王德后、李何林等人对夏衍此文的批评，也正是从同样的“小事”入手的）。新时期以后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下称《有关经过》）这一材料的重新发表，茅盾、胡风等关键人物的回忆录的刊布，以及《“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左联回忆录》等史料的搜集出版，似乎非但没有彻底澄清这段历史，反而勾起了更大范围内的争议乃至对立。关于这一节，徐庆全在《新时期“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的论争述实》这篇长文中有详尽的还原，此文虽然以“两只锦鸡”（即周扬与冯雪峰）的某种和解作结，但其中提到的各方表态与角力，依旧让人感受到和解背后的暗流涌动。
后世对这场论争的研究，多集中于史实考订、人事纷争的梳理（即所谓周扬派与胡风派的宗派问题），以及立场观念的理论化，而对左联作为一个社团组织的特殊的组织结构注意不够，然而，抽去组织结构这一“中间层”，将人事的纷争与思想的对立直接关联，便很容易使人失去一种必要的历史感，从而放过一些看似琐碎、实则关键的问题，而这里的核心，则是如何处理左联内部的党的组织领导与鲁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两个口号”的论争可以被视为这一关系爆发了危机。
谁能将鲁迅“据为私有”？
1991年，夏衍接受周健强访问，谈及“两个口号”的论争，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周问“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究竟是谁提出的，夏衍举出鲁迅授意和冯雪峰授意两种说法。周进一步追问：“同是一个口号，谁提的有什么关系呢？”夏衍答道：“当然有关系。假如知道是鲁迅提的，就不会有这场风波。”周借聂绀弩的说法问道：“假若这口号是对的，谁提的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鲁迅提就没关系，胡风提就要批判呢？”夏则继续强调，“鲁迅究竟跟胡风不同”，并举出了三条理由：第一，当时“国防文学”的口号已经提出并广为接受，“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否能为人接受则尚存疑问；第二，鲁迅不是党员，无法知道党的方针变化；第三，胡风与周扬合不来。然而逐一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理由几乎都站不住脚。第一条对鲁迅、胡风都成立，第二条，胡风也不是党员，第三条，鲁迅对周扬也有所不满。换句话说，这三条理由都无法说明这个“究竟不同”，是不同在哪里。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是不同的”本身是错误的，而恰恰要求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事实上，夏衍早在撰写《往事》一文时就已强调过：“假如这个口号不是胡风首先提出来，而是鲁迅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出来的话，那么，也许就不会引起这次论争了。”同样的意思，在周扬那里也能找到类似的表达。在回答赵浩生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时，周扬再三强调他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鲁迅让他（胡风）写的”、“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要跟他争论”（《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这些说法一方面证明了“宗派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提示了鲁迅所具有的某种超越宗派、立场之差异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