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这一独特地位，构成了左联本身得以成立的基础。与一般的同人社团不同，左联的创立并非源于一群志同道合者推广自身文学理念的需要，它更多的是以组织化的方式，对自1927年以来的文坛震荡，尤其是“革命文学”论争的结算，以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文化政治运动。换句话说，左联的成立不仅是一个开始，更是一个结束，它一面试图在“左翼”这一符号下整编原有的文学与政治力量，一面则试图以“联盟”的方式抹去历史冲突的痕迹，抹去之前三年，甚至更久时间内所积累下来的私人关系、利益纠葛、政治分歧与思想异动所造成的内部裂痕。左联的这一诉求，一方面必须依赖于中共党组织的协调与组织力量，另一方面也必须依靠鲁迅在文坛上的强大号召力与凝聚力，中共（即文委与左联党团）与鲁迅之间的良好协作，是左联得以成立与运作的基础。用任白戈的话说，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意见”（《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
事实上，夏衍之所以一开始被纳入左联管理层，正是因为他既与创造社、太阳社、鲁迅等各方面人士相熟识，又没有参与“革命文学”论争，恰好适合承担居间协调的工作（《懒寻旧梦录》）。徐懋庸也回忆道，自己之所以被选任为左联行政书记，也是因为他是当时少有的“可以同鲁迅谈得拢”的人，“周扬虽然和鲁迅关系不好，但还要团结他，要有个人去同他联系”。团结鲁迅并不是一种个人姿态，而是一种根本要求。在徐懋庸给鲁迅的信被发表后，周扬等人一致认为徐“惹了大祸”，“‘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而徐则辩解道，自己在信中所述的内容，正是周扬等人“向我灌了又灌的那一套”（《徐懋庸回忆录》）。在这里，徐懋庸没有理解的是，个人思想立场层面上的差异乃至对立，与组织原则层面上的协调与“团结”属于两个问题：在个人层面上，鲁迅与左联领导间容或有各种差异，但在组织层面上，鲁迅则必须被展现为超越宗派立场的“盟主”。
换句话说，在左联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两个“鲁迅”形象。一是作为个人的鲁迅，他以自身的思想决断与写作实践，能动地引导着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也由此避免左联成为一个行政主导的官僚组织。他关于“奴隶总管”的批评，正是出于对左联的官僚化所形成的新的权力关系的警惕。二是作为符号的鲁迅，其在文化界所拥有的象征资本，成为左联所具有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最重要的基础。反过来说，左联的成立与运作，建立在鲁迅对其自身的象征资本的让渡之上，自此之后，双方将共同协调管理那个作为符号的鲁迅。而左联的运作成败，则直接系于这一共管体制能否维持。
在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这一共管体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感觉结构”，各种人事对立与宗派冲突，都必须在这一感觉结构中来理解与展开，才能将其充分地历史化。在讨论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徐懋庸给鲁迅的信往往被人忽视，然而在我看来，这封信中的某些细节，正透露出这一感觉结构的运作。徐懋庸指责鲁迅没有细察胡风之诈与黄源之谄，结果是“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胡风与周扬之间的宗派对立人人皆知，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前者“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才指责鲁迅“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跳出双方意见的对立，徐懋庸的这一描述，事实上与鲁迅的自我感觉颇为契合。早在“五四”时，鲁迅就有过“听将令”的说法，1927年，鲁迅再度意识到自己成了“公物”，且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厦门通信·三》），1930年左联成立时，又提到自己“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300327致章廷谦》），再加上左联中后期的“工头”与“苦工”之喻（《360405致王冶秋》），无不指向各种外部力量对自己的侵占或是“私有”。不论自愿与否，“鲁迅”这一符号所具有的巨大象征资本都早已使其成为各方力量争夺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