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文化：您觉得您是中国艺术体制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
袁运生：这很难说。比方说我是董希文的学生，我很庆幸。因为董先生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注要比当时任何一个老师关注更高，而且他有很高的成就。因为是他的学生，我也受到他的教育，我是认为董先生思路实际上是我们的先驱，他走得最早，他已经走了好几步。我们现在许多东西可以追随他可以走到更远，我觉得这事情我对董先生是极为尊重的。
我举个例子。我的毕业创作《水乡的记忆》，在学校引起争论。董先生给我5分，留苏回来的另一位老师认为只能拿2分，理由我没有根据教学大纲所提出画西方雕刻的那一套要求去画中国的东西。董先生认为我是超越了基础教学的制约，作出新的创造，所以应该给最高分。因为我超越了它，没有去根据西方雕刻那套方法——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当时还没有什么中国雕刻这一说，，还没有提到要从教学改革上来改变，董先生也没有这个机会听——但他讲的很有道理。而那个老师是留苏回来的，他以西方标准来判断。董先生认为以苏联造型方法来要求一个毕业生，这是不合适，中国文化只要有能力进入，那就应该受到表扬和推崇，而不是被压抑。争论的结果，最后定成4+。
董先生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些问题，而且还坚持下来，虽然他也让步了，还是能说明董先生当时的坚持很不容易。因此现在我觉得我们从艺术教育应该做得更远。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如果不传承中国文化的精神，难道你就要传承西方的一个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