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村戏》的相关问题，笔者跟郑大圣导演展开了对话。
许金晶：从描写初唐才子王勃的《王勃之死》，到讲述民国时期天津市井生态的《天津闲人》，您的电影作品，一直有着比较强烈的对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关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题材偏好？
郑大圣：一是因为自己喜欢，觉得历史是最好的剧本；二是为图方便，眼前的现实题材，大多数难以深度挖掘，到一定的地质层就不让再往下探了。
许金晶：《村戏》照旧是一部关注中国重大历史变迁题材的电影，这一次，为什么会把视角放到当代，放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郑大圣：40至50年以前，不远也不近的历史，最难描摹。但同时，这段历史也最值得回顾——我们是怎么变成现在的我们的？变得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许金晶：《村戏》改编自贾大山先生的小说，跟原著相比，您对这个故事做了哪些改编和整合处理？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处理？
郑大圣：从《贾大山小说精品集》（作家出版社）中选取了《花生》《村戏》《老鶴》三篇做人际关联的基础，从作者的“梦庄”系列中反复体会北方乡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情世故。《花生》一章中的一个动作——看青人一巴掌不小心“打死”了自己的亲闺女——被拎出来做了电影故事的硬核。由这一个动作出发，我们试着延伸想象之前、之后、尤其是之后的之后还可能发生什么？在当年那种情境形势下……一个动作足够发动一部电影了，哪怕在原著小说中并非叙述的重点。
许金晶：《村戏》整部电影都是以黑色基调为主，只是在男主角奎生回忆女儿被自己噎死的场景时，采用了彩色处理。这种黑色与彩色之间不同色彩的处理方式，有着怎样的用意？
郑大圣：没有什么特别喻意。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开始有记忆，最记得的颜色就是草绿和鲜红，到处都是。
《村戏》剧照
许金晶：《村戏》的核心故事围绕村子里的新年大戏展开，为了反映新时代的来临，县里的干部选定了《打金枝》这出戏。能否介绍一下这出戏的背景？之所以考虑安排这出戏，是否有着特殊的寓意？
郑大圣：最终选定的非职业演员群体是河北省井陉县的一个民营的晋剧团，演员加上乐队，全员来演电影。他们是唱山西梆子的，常年巡演在太行山东西两麓的村镇里。过年时节乡民们最爱点的戏码就是这出《打金枝》，是这个戏班子的拿手戏、热门戏。我是因人选戏，乘着顺手。《打金枝》在很多地方戏里都有，在昆曲叫《满床笏》。“行当齐全，热闹吉庆”是戏班子的编导（电影里村支书的扮演者）的原话。这出戏有着非常典型的中国式伦理，家和国纠缠在一起，将每个家庭里人之常情的琐碎矛盾放大到第一家庭、第二家庭的等级上夸张地显现出来……正好，戏文里还有打公主的“一巴掌”。
许金晶：除了《打金枝》之外，还在电影里扮演重要角色的戏剧，有《万泉河水清又清》和《钟馗打鬼》，能否介绍一下这两出戏的大致情况，以及它们在电影剧情推进中的作用？
郑大圣：《万泉河水》是“样板戏”里难得的抒情歌唱，暗含着隐秘的男女情愫，大概是那个年代里唯一能寄托恋爱意思的革命歌曲了。“跳钟馗”则是北方农村里民间祭儀的遗风，过春节请戏班子唱戏，须扮上钟馗老爷的形象，连唱带舞，在村子里巡一周遭，在要道口、在水井台，每家每户也不能漏过，进了院门就要唱吉祥词、挥动宝剑捉拿、驱逐恶鬼和瘟疫……演剧的渊源就是降神。而钟馗这个鬼雄，自己是个命运乖舛而性格暴烈的鬼魂。
《村戏》剧照
许金晶：《村戏》这部电影采取的可谓是三重戏剧的表达，村里剧场的小戏、村庄围绕分地和演戏产生的闹戏，和时代交替的大戏交相上映，《村戏》这个电影名，是否就有着这样的多重指向？
郑大圣：台下幕后，“一村”的戏。所以后来就不交代那出《打金枝》如何如何了。
许金晶：在《村戏》这部电影里，毛泽东时代的种种痕迹随处可见，然而电影中摆脱了集体主义教条束缚的村民，却已经开始为了各谋私利，展开各种斗争与算计。通过这样的拍摄与表达，您对于改革开放前后的这两个时代，寄托着怎样的态度？
郑大圣：我只是尽可能地去体会在那种情境里的每一个人，从改编、到拍摄、到剪辑，一直在设身处地。我恐怕会做出与他/她们一样的判断和行为来。我觉得，真可怕。
许金晶：在电影的宣传海报里，您写下了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能否谈谈这句话的具体意蕴？
郑大圣：海报上的这句话，是我的直感，有一天的拍摄现场，从自己的脑海里脱口而出。再细论，恐怕也说不出更多来。各位观众，可以自行体味。
许金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村戏》是您第一部在国内院线上映的电影，今天能在院线跟广大观众见面，能否谈谈您对此的感受？
郑大圣：能上映，就是上上签。将被看到，或还能引起质询和追问，就是不白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