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比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全力回避他，“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每个人——从希区柯克的助手佩吉·罗伯森到公司主席卢·沃瑟曼和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替他作掩护。我跟他们讲，这样做让我很不高兴，然而并没有用，因为他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一位伟大、有名的导演，而我是蒂比·海德莉，一个没权势、没经验的女演员”。在那个对性骚扰的指控还没有成立的年代，这俨然是一个关于强大而未受压制的权力的故事，也是一起爱虐待人的老板剥削依赖他的员工、忽视员工的感情、让员工无依无靠的事件。“我不能辞职，也不能不履行合同的义务，如果这样做了，我就会摊上严重的官司，而且我还是一个单身妈妈，肩负着养育自己女儿的责任。如果那样做，我有可能会被整个好莱坞拖进黑名单，没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了。所以我只能尽力应付这件事。”
由于希区柯克频繁地口出淫词秽语，蒂比更加厌恶他了。“他总对我讲低俗的笑话，念肮脏的打油诗，尤其是发现我真的不太喜欢那些东西之后他说得更欢了。我猜他认为，这么做会让我放松警惕，也会让我感到不安。”
在音乐、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的历史中，有很多极富创造力的艺术家，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事业的构筑、对对象的塑造和对表演的控制之中。许多优秀的导演就是这样做的。可现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升华之情和压抑之感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逾越了红线。他不满足于只呈现自己的梦想或理想，他想要表现出自己仿佛是他人生活的主宰。由于蒂比合同在身，她觉得除了巧妙应对日渐尴尬的外部环境外别无他法。“事情总会变的，”苏珊娜·普莱薛特于
1962年安慰她时说道，“好莱坞比你经历的这一切还要复杂。”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言语只算得上是冷漠的安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