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代对假似父亲的言论的反应也很有趣，她说如果店铺不倒闭，那应该是可以随便拿的。——小偷的自由度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现代社会生产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零件构建了生产链条，但其自由度也受限于生产链条的正常运转，一旦灾难降临，在这个链条上没有谁能够幸免。
从《身毒丸》到《小偷家庭》，形成了现代家庭制度的解构力量。然而，无论是浪漫狂放的寺山修司、蜷川幸雄，还是温情写实的是枝裕和，在对现代性产生质疑之后，都表现出向某一种日本传统复归的思想倾向。这样的复归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会形成怎样的思潮，尚不明了。或许，这也是现代性的病症之一，我们学会了讽刺、批判和抵抗，却不知道如何构建。
《身毒丸》也好，是枝裕和也好，他们指明的方向上都能够看到影影绰绰的存在主义影响。翔太知道假似家人曾要抛弃他之后，依然把他们当作家人对待——这可能只是出于他多年以来的生活习惯。无论是翔太还是信德，生存都是第一位的，道德、伦理皆在其次。在现代性依然延续的前提下，个人和家庭的出路在哪里，依然没有明确答案。可是既然发现了好望角，死海里就不应该千帆相竞，那么对现代性的反思，也不应该因为存在主义的影响而就此止步。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28日 13版）
乡下进城的落魄贵族阿比盖尔（“石头姐”艾玛·斯通饰演），从她第一眼看到洛可可风格细密繁花的窗帘布一角开始，那几个世纪堆积起的艺术收藏见证了这个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力累积，通天的野心由此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