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一个立体的五四？读完这些著作或许能有些了解(2)

人大教授张鸣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从军阀与五四运动关系，切入了五四运动研究。在张鸣看来，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日本人的乘虚而入，后来也不至于有山东问题。当然，也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才有了参战之争，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协约国一边，最终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名义，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大勋章。但是，这空头的胜利虽让国人兴奋不已，结果到了巴黎和会，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那块砧板上的肉。由热及冷的落差，引起国人的大愤怒。自我检讨的结果是，段祺瑞集团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过——当然，确也有罪处。五四运动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书中对于学生群体的研究挖掘出了一些新史料，令人耳目一新。

与张鸣的著作相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更关注五四运动中北大教授之间的人际关系和各种纠葛，他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及《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用扎实的考据呈现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从志同道合到殊途异路的历史真相。例如，1919年3月26日晚上，北大浙江籍教师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排挤陈独秀，使得蔡元培（浙江籍）同意他们的建议，4月8日免除陈独秀（安徽籍）文科学长的职务，改任教授，同为安徽籍的胡适、刘文典均遭到了排挤。这些研究，较之于此前的宏大叙事更为细致，也更接近真实。

周策纵先生的著作出版较早，有些档案与史料未能用上。2014年同时出版的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和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背景与脉络。唐启华利用大量第一手外交档案，尤其是从“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发现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重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对“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山东交涉失利与亲日派之关联”“如何看待中国在和会外交的失败”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为五四运动的起因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真相。而邓野的著作则聚焦于巴黎和会期间的国内政争：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代表将政争引入外交，以此煽动民意，也得到了很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