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热衷书画收藏，却分不出《富春山居图》真伪？(2)

细细欣赏、反复临摹之余，乾隆还在书法上写上跋文，指责前人在王羲之真迹上题字，惋惜地表示这些题字破坏了《快雪时晴帖》的意境。此外，乾隆还喜欢在艺术品上盖章。据《乾隆宝薮》记，乾隆有印章1000多方，常用的就有500方，就像当下的女同胞喜欢收集不同色号的口红一样，任谁都阻止不了他对印章的狂热。当然，在一些人看来，乾隆这些加盖印章的行为其实也算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为古代书画的流传有序作出了贡献，还为古代文物提供了附加值。

乾隆皇帝对于文物流传有序所做的壮举确有其事。乾隆八年（1743）、乾隆九年（1744）以及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皇帝分别组织大臣编订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将清内府书画按照收藏地点与品类等级划分，详细记载内府藏书画内容、尺寸、材质、作者、款识、印章、题跋等信息。内容系统详细，几无遗漏。直至今日，依然是书画研究者在研究中查阅的重要资料。

乾隆的书画收藏影响了从宫廷到民间的书画收藏与书风走向，同时也吹起了皇宫里的文艺之风，一批宫廷画家脱颖而出，很多用书画投乾隆所好的大臣也由此出现。史料记载富察·傅恒都曾多次向乾隆敬献书画，其中包含《富春山居图》子明卷、王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干《画马》、米友仁《潇湘》等图。

乾隆不喜欢宣扬这些作品的来历，往往声称这些作品都是“偶得”，例如他在《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上就题跋道：“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图》。”

“书画痴”乾隆帝就这样拿着这些稀世珍品，在工作之余躲在自己的“三希堂”里，煞有介事地题跋、盖印、御批，很有一副古字画鉴赏界泰斗的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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