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去世 原计划今年在中国开拍电影《杭州之恋》
阿巴斯
1940年出生于德黑兰
2016年7月4日病逝于巴黎，享年76岁
两周前，阿巴斯刚刚过完自己76岁的生日，一周前，阿巴斯和683位电影人一起入选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获得了奥斯卡的投票资格，而两天前，这位当代为数不多能够称得上“伟大”的导演巨匠在法国巴黎逝世。阿巴斯今年3月被诊断出罹患胃肠癌之后，在德黑兰和巴黎接受了一系列的手术，之后他选择回家治疗。逝世的消息对于这个世界来得的确过于突然。
戈达尔曾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黑泽明曾说，萨蒂亚吉特·雷伊去世后的空白，终于被阿巴斯所填补。
阿巴斯在电影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1995年，最早将阿巴斯的电影推上国际影坛的洛迦诺电影节举办阿巴斯电影回顾展，放映了他从影以来的全部作品。电影节组委会在当年的法国《电影手册》杂志上整版刊登了回顾展广告，他们这样评价阿巴斯的电影：“这位天才的伊朗导演创造的影像标志着当代电影每年都在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阿巴斯在过去两年里曾四次来到中国，他的遗作《杭州之恋》原定今年4月开机，因为查出癌症，开机时间推迟到9月。据了解，影片剧本和选景已经全部完成，主创团队也已经准备就绪，戛纳电影节甚至早早对这部影片发出了作为参与70周年庆典的邀请，但最终这成为了未完成的遗憾。
一生看过的电影
不超过50部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1940年出生在德黑兰。他小时候是个喜欢画画且性情孤僻的孩子，他在自述中提到，从开始上小学直到六年级，他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但最终他成了一名导演。
阿巴斯18岁就离开家，被迫独立谋生。高考时他报的是美术专业，但高考失败让他转而到交通警察部门谋了份差使。之后他一边在交通警察部门从事道路管理工作，负责监督道路拓展方面的事情，一边重新参加高考，晚上工作，白天上学。
对于绘画对电影的影响，阿巴斯说：“我在搞上电影之后也画过不少画，我认为电影比绘画更加丰富。我在画布或画纸前经常不知所措，我无法表现麦田里的风在往哪个方向吹，可是在电影中就容易多了。”
阿巴斯的镜头美学中，早年绘画的影响不言而喻，画面时常呈现出油画般的美丽质感，天地苍茫，人在路上，风景开阔又深远。
入行之后，阿巴斯先后拍过16部片子，直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才让他在国际电影界初露头角。此片获1987年德黑兰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198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故事没有惊世骇俗的情节，孩子的纯真，却过滤着每一位观众的心。
很久之后阿巴斯在接受法国《电影手册》采访谈起这部电影时透露，起初没有一个发行商愿意承担风险发行这部电影，但是，电影上映以后，伊朗的许多媒体都说这对于伊朗电影史来说是一件“幸事”。
阿巴斯自称，“一生中看过的影片不超过50部。也从未把一部影片看过两遍，这样我也就不受任何电影家的影响。”这大约是他电影风格独树一帜的理由。但他的电影无疑影响了无数人。
“更喜欢让观众
在影院里睡着的电影”
阿巴斯的电影，会用长镜头聚焦些无趣的、毫不起眼的微小事情，观察生活中被人忽视的细节琐碎。阿巴斯的电影无疑是沉闷的，但他自己就是个喜欢“沉闷”的导演。他曾说“我更喜欢让观众在影院里睡着的电影，我觉得这样的电影体贴得让你能好好打个盹，当你离开影院的时候也并无困扰。也曾有电影让我在影院里睡着了，但就是同一部片子又让我彻夜难眠，思考它直到天亮，甚至想上几个星期。这是我喜欢的电影”。
阿巴斯的电影里总是带着令人绝望的孤独情绪。在最著名的《樱桃的滋味》中，阿巴斯讲述了一个面色疲惫的中年男人巴迪，他厌弃了生命，准备自杀。他在一棵樱桃树下挖了一个坑，然后开着车在德黑兰郊外转悠，寻找一个能在他死后帮忙掩埋尸体的好心人。他分别遇到了阿富汗人、库德人、土耳其人、囚犯、士兵、神学院的学生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但他们都由于种种原因拒绝了他，有的因为恐惧，有的出于宗教上的顾忌，有的则基于人道主义上的考虑。到最后巴迪也没有死成，晚上，他独自躺在大伞一样的樱桃树下，仰望着茫茫夜空，渐渐露出了平静的微笑。
1997年，这部思索生死问题的哲理影片为阿巴斯赢得了更大的声誉，于戛纳影展上夺得金棕榈大奖。阿巴斯成为伊朗首位获此殊荣的导演。而在阿巴斯的思考中，“死亡也仅仅是生活继续的一个符号。”
早年的绘画和拍电影对于阿巴斯来说都像是一种自我治愈孤独的方式，“拍电影就像治病，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治疗方法。人们可以通过影片发现电影艺术家的人格，但是影片又不必非得跟它的导演完全一样，因为导演隐藏在他创造的人物背后。”
“修理电影本质”的导演
曾翻译《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一书的影评人李洋（大旗虎皮）认为，有的人在为电影涂抹色彩，有的人则在修理电影的本质，阿巴斯属于后者。“阿巴斯的离世让人痛心和遗憾，他不仅是世界影坛标志性的‘东方’导演，他的电影给西方带来一种完全陌生的电影形态，同时，我认为他始终保持着自觉，没有因被加冕而成为被消化的‘他者’。”
阿巴斯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小。上影导演武珍年在同济大学教书时曾将《橄榄树下的情人》作为教学示范片给每一届学生放映，她认为这样的电影与好莱坞的编剧法则形成了一种巧妙的补充。“好莱坞的技术玄妙只是故事的外衣，故事的核心其实都很简单。民国时代的大师作品也有这样的特质。费穆的《小城之春》便是。只是到了解放后，我们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强化，而更要命的是离电影的本体越来越远，杂乱无章。学习伊朗电影就是回到电影的本体。”
拍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老驴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土地三部曲”的导演李睿珺在圈子里有个戏称叫“张掖阿巴斯”，在他的影像中，土地与人的关系，镜头画面的隐喻，简洁淳朴而孤独的气质都受到阿巴斯的影响。李睿珺在谈到阿巴斯对其创作的影响时表示，“很喜欢他的电影，简单纯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浑然天成。从他的电影中学到用最简单的镜头语言和简单的故事去讲述很深刻的事情，懂得藏，懂得做减法。”
在对于阿巴斯的评述中，最著名也最“严重”的莫过于戈达尔的一句“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对于这句话，致力于世界电影史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方认为，格里菲斯开创了电影的形式与内容的构架，阿巴斯让电影叙事在媚俗的时代走上了诗意却注定孤独之路。
未完成的遗作在中国
如果没有这场癌变，阿巴斯与中国的缘分会有个更完满的结果。过去两年中，阿巴斯曾经四次来到中国，为他的下一部长篇做前期准备。这些年阿巴斯辗转异国拍摄，《如沐爱河》拍日本，这一次他已经把目光锁定在中国。原定4月份开机的《杭州之恋》因为阿巴斯3月查出癌症而暂时搁浅。
影片制片人王平听说阿巴斯去世的时候还觉得难以置信。5月5日，阿巴斯在写给他的最后一封e-mail里说：“我已经出院了，很遗憾之前我们没有按计划推进项目，但我一直在想你们，我的朋友，还有我们的项目。我希望能快速康复并继续推进我们的项目。”
“我们过去两年里几乎保持每周通信，导演很乐观，对后面的项目踌躇满志。我一直觉得阿巴斯导演是不会被打倒的，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充满了能量。”王平告诉早报记者，4月时阿巴斯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陷入昏迷并且进行两次大手术，但他回到修养的地方还是会给自己写信表示希望尽快回到中国拍片。所以他们原本计划将拍摄推迟到今年9月。
“整个创作团队都搭建好了，剧本、场景都反复商讨过，就差他来开机。”《杭州之恋》最初只是阿巴斯受中方邀请拍摄的一部以杭州为背景的微电影，但随着来中国次数的增多，阿巴斯真的在这里找到了创作的灵感。“他有一个核心灵感是十几年前想在意大利拍的，后来没有实施。在他来中国两次之后他决定把原来的故事推翻，把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在中国实现出来。”于是，《杭州之恋》成了阿巴斯投入相当精力认真对待的一部严肃的长篇作品，即将迎来70周年庆典的戛纳电影节也早早来“预订”了这部电影。
据王平透露，阿巴斯的新片讲述一个伊朗女学生在杭州的一段历程。“他的电影剧情很难去概述，还是非常内心化和诗意的。”在杭州勘景期间，阿巴斯尽力寻找杭州最市井的地方。“法喜寺和运河旁边的一条街是他特别喜欢的。那些著名景点他一个都不要去。”
事实上，除了《杭州之恋》，阿巴斯已经计划在中国成立一个工作室，制作更多的项目。
在王平的印象里，阿巴斯精力充沛且是个十足的工作狂。“他拍摄前要做大量采访，永远带着他的小DV，走到哪拍到哪，连吃饭都不关机，虽然七十多岁了，还是对世界充满好奇。”
未能完成的《杭州之恋》成了一个巨大的遗憾，这部电影投资3000万元左右的人民币，剧本已经完成。阿巴斯在北京接洽过陈道明、李立群等演员，都有良好的合作意向。“未来可能会找合适的导演继续来完成这个项目，现在这个事情太突然了，我们也还没想好怎么办。”王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