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角度来看，当时电视尚未普及，电影是最受大众欢迎的视听媒介。一部电影的上映，是一场群体观看仪式，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众传播。一部优秀的电影的重点场景、片段，常常在观众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甚至被反复模仿，因此，与电影相伴相生的音乐作品更易于广泛传播。电影音乐虽然是为电影创作，但它又能脱离电影在集体传唱、公共展演等多种场景下更简便、持续地辐射公众，其影响力和生命力常常超出电影本身。即使在今天，只要郭兰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响起，音乐一下子就能将人们带回那个年代。可见，好音乐既成就电影也能成为特定时代的声音标识，成为集体记忆的时代之声。

2.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创作源泉

中国电影的“中国”主要指涉生产主体、内容主体及风格特征。除了题材的本土化之外，电影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有赖于视听语言符号体系、美学特征、审美风格的建构。电影的中华审美风范，植根于整体性的中华文明之中，在时间维度上源自悠远深厚的传统，在空间维度上体现为地域性。就电影而言，抛开内容题材层面的中国面孔，独具民族特点、地域特色的音乐尤其能凸显作品文化身份的中国性。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厚的民族资源，始终是中国词曲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这片沃土上的各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创造了极其丰富、各具特色的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民族器乐、说唱、戏曲音乐等。以民族器乐为例，其地域特点突出、声音辨识度极强，是凸显电影风格的关键要素。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中的“土琵琶”实为山东鲁南地区百姓用葫芦瓢自制的“土乐器”，乐音清脆欢快，与战争的残酷构成反差，表现了游击队员不畏强敌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用到的“冬不拉”是流行于新疆哈萨克族的传统弹拨乐器，既是异域风情的听觉展现，又以“弦外之音”表达民族团结的深情厚谊。再如，《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观众之所以感到耳目一新，除了视觉层面场景与人物服饰妆容外，更源于少数民族音乐别具一格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