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速前进 — 火车年代中的艺术
一百多年来,火车在欧洲艺术史中呼啸而过,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法国印象派、意大利未来主义和比利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灵感来源。本文作者Harry Pearson将就此回顾这趟重要旅程。
奥古斯塔斯·艾格(1816-1863)《旅伴》,油彩 画布,65.3 x 78.7 cm.,1862年作。伯明翰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
1825年秋天,英格兰北部特勒姆郡的希尔登镇,一台隆隆作响的奇特铸铁机器缓缓驶出,这是由乔治‧史提芬森(George Stephenson)和罗伯特‧史提芬森(Robert Stephenson)发明的蒸汽火车头,名为“机车一号”(Locomotion No 1)。火车头当时拖着20辆运煤矿货车和一辆载有近600人的试载客车。
两个多小时后,全球第一列载客火车到达目的地达灵顿。如果去除停车清理路轨和引擎阀门的时间,火车以平均每小时8英里的速度驶毕全程8.5英里的路程。这趟旅程颠簸崎岖,火车排出大量煤烟,而乘客绝对无法想象这种交通工具在未来不但会改变世界,更彻底颠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
最初,艺术家对这件工业革命的最新创造感到震惊。大自然本身已足够美丽,而铁路就像移动版的“黑暗邪恶碾磨机”,破坏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笔下风景如画的英格兰耶路撒冷:一头肮脏的野兽破坏了乡村的和谐宁静,是呼喊着无知和麻木的象征。威廉‧华兹渥斯(William Wordsworth)对此深恶痛绝,而他的朋友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则感到惊骇万分。
这种观点很快便有所改变。不久后,正如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所言,一批在蒸汽年代出生和成长的新世代画家“在火车站中发现诗意,就像其父辈在森林河流获得诗歌的灵感一样”。
这两种态度在威廉‧透纳(J.M.W. Turner)于1844年首次展出的《雨、蒸汽和速度——西部大铁路》(Rain, Steam and Speed — 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里,均可见一斑。在梅登黑德,一列“Gooch Firefly”火车驶过横跨泰晤士河、由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设计的大桥。在烟雾之中几乎看不见船夫和农夫,有一只看似野兔的动物试图与火车赛跑,却远远落后。人类似乎已将支配世界的权力拱手让给自己亲手创造之物。
然而,透纳笔下的火车非但没有破坏风景,反而成为风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多云潮湿的英格兰融为一体,为这个雾霭朦胧的国家注入一股天然的力量。
达里奥·德·雷戈约斯·瓦尔德斯(1857-1913)《卡斯蒂利亚的耶稣受难日》,1904年作。毕尔包美术馆收藏。相片:Fine Art Images/Heritage Images/Scala, Florence
后来,我们在达里奥‧德‧雷戈约斯‧瓦尔德斯(Darío de Regoyos y Valdés)的《卡斯提尔的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 in Castille,上图,1904年作)中,也发现相似的矛盾心态。画中一列火车在高架桥上驶过,没有人注意到桥下一群弯着腰的黑衣忏悔者正安静地列队前行。蒸汽火车可能正全速驶往黑暗地狱,也可能带领乘客走向启蒙之路。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很快便不再嫌弃蒸汽火车,更迅速将这种交通工具融入生活之中。威廉‧鲍威尔‧弗里斯(William Powell Frith)的《火车站》(The Railway Station,下图,1863年作)是一篇画布上的狄更斯短篇小说,漫溢情感和流浪冒险喜剧的味道。曾是噩梦般的远征,如今变成一趟愉快的家庭野餐旅行。火车站变成离别和重聚的地方,充满期待和担忧,时而上演浪漫偶遇的故事。
威廉·鲍威尔·弗里斯(1819-1909)《火车站》,油彩 画布,41.7 x 90.7 cm.,1863年作。图片:Leicester Arts & Museums / Bridgeman Images
色彩本身并没有情感,但我们的情感却总是充满了色彩,艺术家常赋予不同的色彩以特定的思想、情感内涵。对某种色彩的偏爱,往往反映了不同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状态。
当地时间3月3日零时至4日零时,韩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6例,死亡4例。韩国累计确诊5328例,死亡32例。疫情最严重的大邱和庆尚北道累计确诊4780例,其中大邱累计确诊4006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