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于蓝：她永远活在观众的心里，也活在孩子们心里(2)

1938年，于蓝从好友处得知抗日游击队的消息，便离家出走去寻找队伍，没想到，刚出城门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送到了宪兵队，后家中上下打点营救才得以脱身。但不久于蓝又再次离家出走前往抗日根据地。在决定去延安之前，于蓝同窗好友的母亲把她的原名“于佩文”改为“于蓝”，喻意为“青出于蓝”。

1939年，她在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时间，和江姐江竹筠同一年。

“江姐”这个人物形象，在一代中国人心目中，几乎就等同于于蓝的那张脸。事实上，也是于蓝第一个发现了这一题材，并牵头把它搬上了银幕。1961年，于蓝生病住院，她在病床上看到了小说《红岩》的连载，她被里面的人物形象深深打动。而电影的片名《烈火中永生》也是于蓝想到的，灵感来自叶挺诗歌《囚歌》中的一句诗：“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这个片名最后由周恩来总理拍板决定，郭沫若题字。

《烈火中永生》海报

和江姐同样有过家庭贫困的经历，也有过被捕并与敌人周旋的经历，于蓝说，在看到《红岩》后备受触动，她想把她们共同的经历告诉观众。

“我们都是同一时期参加抗日战争。她是地下党，我在根据地。我有多好的条件，我们有自己的八路军保卫着我们，他们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他们比我们更艰巨。我想我的人生道路跟江姐的人生道路是一致的。”

为了演好江姐，在开拍前的两三年当中，于蓝多次去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进行调查，采访了《红岩》的作者和江姐生前的战友，留下了30多万字的笔记。

如今，许多人回想起江姐，印象深刻的总是她绣红旗和平静赴死的样子。于蓝准确的演绎，为人物赋予了不同于脸谱化英雄人物的生动灵魂。晚年回忆起自己创作这一角色的心得时，于蓝表示，“我就因为她这样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就是为她这种忘我的、全心全意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气节所震撼，所以愿意扮演这个角色。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为人，整个展现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记住他们，永远记住，这是我们民族真正的精英，我们民族的先驱，民族的英雄，人民都知道。”

《烈火中永生》剧照

尽管塑造了几代人心中不朽的经典形象，于蓝对江姐这个角色也有念念不忘的遗憾——在演江姐得知丈夫牺牲的那场戏时，她本应该痛哭出来，但是由于当时一些“左”的思潮，“说不能带着眼泪去革命”，于蓝没能把江姐温情的一面展现给观众。那场戏演完之后，于蓝脑子里一直在总结，她入戏很深，总想着江姐刚刚失去丈夫，面对如同母亲一样的双枪老太婆，“眼泪一定是憋不住的，哭出来会更真实一些。”而这个遗憾，在她往后余生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常有提及。

于蓝对自己演戏的要求总是很高，艺术上也精益求精。1961年，于蓝凭借剧情电影《革命家庭》获得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在片中，于蓝成功塑造了由普通家庭妇女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女主人公周莲。连周总理都赞扬了于蓝在《革命家庭》里的表演，说“于蓝演了一个好妈妈”。

但于蓝却还认为这部电影的表演不够成功，片中需要从16岁少女演起一直到成为老太太，由于当时受到化妆技术的限制，要化成老太太非常难。这也成了于蓝的一大遗憾，“往脸上贴了好多的纸，那些纸又跟动作不协调，所以我认为老太太那一段并不是很成功。”

除了江姐、周莲，于蓝的经典角色，还包括在《翠岗红旗》中的红军家属向五儿、《龙须沟》中的程娘子、《林家铺子》中的张寡妇等，她总是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从最真实的生活细节中捕捞塑造人物的根基和灵感。于蓝曾说，自己很感激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民群众，“他们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给了我创造的依据和创造的活力。”于蓝总结自己的表演艺术，“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林家铺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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