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北京写到新北京

实际上，到了1995年前后，京剧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京剧大势已去，要说进步是在文化层面，在理论上，唱腔上进步不大。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寻找我自己新的研究方向。正好当时江苏出版社来北京组稿，找人写老北京的稿子。我说：“我正在写《京剧和中国文化》，还差个尾巴。”但是他们咬住了我，非让我写。

我想自己有研究老京剧的底子，对于老北京的事儿也比较熟，就应承下来。写完《京剧和中国文化》，我就开始写《老北京》，在那本书中，我凭着对老北京感性的直观认识，写了一些老北京的旧事，出版之后卖得非常好。于是我跟出版社说：“一本我还没有写过瘾，我想变换角度逐渐深入，写一个三部曲。”出版社让我拉了一个提纲，他们看了之后就同意了，我次年就出了《老北京2》，随后又写了《老北京3》。

写完了《老北京》三部曲，我58岁了，离退休还有两年，出版社的朋友跟我说：“城北兄，你60岁就得退休了。我们有个建议，既然你写了《老北京》三部曲，如果你的身体和脑子还行，在2008年之前再写出《新北京》三部曲如何？”我觉得这建议可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

《认识城北》，徐城北 著，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6月。

就这样，我从北京城南搬家到现在这个地方———新北京的城北，徐城北这下子真的住到了城北！

搬到这里我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在我《新北京》的三部曲中，第一本就定名为《认识城北》，这个城北不是我本人，而是新北京的城北。

现在这本书已经写完了，第二本也已经写了一半，在这本书中我回到城南，描写新北京的城南，第三本我计划写新北京的左东右西，东到通州，西到门头沟，而且在东西之中，还牵扯到“中”———既包含北京城的中心区，也把中国哲学上的“中”的内容也融会进来。

沈从文送古董

这些内容都写完之后，我打算掉头往回转，极力做一名“新时期的旧文人”，回到沈从文、汪曾祺、聂绀弩那一辈老人的传统中去。说到我和那些老人的精神联系，可写与可琢磨的东西太多。

比如说我对沈从文的认识，是从我自小在沈从文的膝盖下玩的时候得来的。我33岁结婚的时候，我们家在平安里，沈从文那时住东单，他坐着111路无轨电车到了我们家，送了一点小礼物，一个是五蝠捧寿的清朝盘子，上面贴的红字是他自己剪的。还有一个，在一张小小的红色洒金纸上写了他对我与妻子的祝福：“祝两位多福长寿———为国家多做好事为多福，长寿则可以为国家多做几十年好事。从文敬贺。”别小看这纸小，那是故宫里的古纸，非常名贵。

《京腔话京剧》，徐城北 著，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1月。

至于汪曾祺，他算是叔叔辈了，但是我始终叫他“先生”。后来我跟汪先生比较熟悉的时候，我也成人了。中国作协组织作家采风团，我们俩都是成员，他是年纪最大的，我是年纪最小的。同时我俩还都是大连日报文艺部的顾问，有一年夏天，大连日报组织笔会，我和他都去了，住在棒棰岛。晚上吃完饭之后，很多当地人就拉着汪先生写字画画，汪先生觉得自己一个人去未免孤单，就拉着我和苏叔阳一块去。我去了，写了几幅字就不写了，站在汪先生旁边看他画，一遇到出色的就“截留”了下来。

现在这些前贤很多人都走了，我自己也步入了老年。

与健在的老人见面的机会虽然还有，但像以前那么在一起玩的机会，却很少很少了。

那些回忆都成了我后半生的宝贵财富，不要说写进文章了，就是想上一想，心头也充满了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