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头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社会层面的变革，天翻地覆，思想文化、艺术创造领域的多元价值追求有目共睹，但具体到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个种类，所谓的“多元化”，却只是一种剔除了“现实主义”、剔除了“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这样一些要素以后的“现代”之风在独占鳌头，对欧风美雨中意识流、时空倒错、碎片拼贴、叙述革命、零度的写作之类的无休止模仿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文体的涣散和修辞的鄙陋，人物塑造的粗糙、残缺和非典型性，更重要的是对真实社会历史内容的疏离、对现实文明体系及其本质的错解，对人民共和国图强之路上革命文化、政治文化的刻意回避等等，都直接导致了汉语长篇小说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文化重要性的丧失。

在此意义上，《鹅头岭》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可谓逆势而动，有一种不为风潮干扰，不与时尚为伍，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五四新文学、向《红楼梦》等中国小说大传统致敬的鲜明意图。而且，作者的实践证明了，就当代历史的书写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文学上的禁区，也没有什么真相或真实是需要刻意隐讳遮蔽的。唯一需要的就是一种阔达、包容的胸襟，对社会历史的曲折，对群体的非理性狂热，对直接的政治灾难，都秉持理性判断和辩证思维，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患得患失，或逞“天才”的癫狂之快。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历史书写的范本，也是文学表达的楷模，而“秉笔写春秋”从来都是汉语世界里写作的终极境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动荡，意识形态极端，人心的惶惑迷茫自不用说，但剿匪、抗洪抢险、备战新霸权主义、抗美援越作战，包括两弹一星等国防利器的研制，须臾未曾停止。《鹅头岭》最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地方就在于，在那样一个普遍被认为是失序、反常的年代里，实际上一切都还是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行政运作依然有效，社会并没有停摆，太阳每天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