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中一直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作家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国家政治主体及其政治理念、实践形态和政治文化等，基本上退避三舍，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或被简化成极为不堪的“官场小说”，或被演绎成丑陋赤裸的市侩情趣、愚昧怪诞的乡村苦难。无论二战以后、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实践，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现实处境、国际地位、发展方向，都好像事不关己。写作实践中的自我身份认同、政治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想象，近于虚幻虚无，更遑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形式、历史与文化“主体性”这样的思想自觉。看上去，似乎唯有挟带着“开放”“启蒙”之类的自由主义观念，才是可以被不断巧妙指涉的“先锋”内容。“现代”旗帜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中，遗失了一些曾经的关键词：阶级意识，世界革命，社会主义文艺，民族形式，大众化审美，等等。换句话说，在大部分作家那里，文学实践与政治实践并不一定相互关联，甚至可能是完全分离的。问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这样的文体，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原本是非常契合的，前辈们的大量创作实践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系列的政治文化实践，包括可怕的错误和教训，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和挑战，需要相应的文学回应，需要共情的艺术表达，需要独特的精神文化建构，而非莫名其妙的“国际化”审美，或对形形色色西方现代“天才”的无尽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