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头岭》的中规中矩、巨细无遗和缜密扎实，对发展变化中社会现实的真实的、历史的和具体的描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红一创”等长篇小说形式，想起赵树理、周立波等人孜孜以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品无论从体例结构，还是叙述风格、语言特色，都丝毫未受“现代”小说侵袭，像是从某个关闭久远的站点重新启动的列车，直接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原封不动的“现实”之中。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往往只是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界定之前的一切，似乎随着对极左思潮的否定，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那个时代尽可以被抹去，或者彻底否定，根本就没有什么是值得表现的，即便表现也只是清算，只是指控和挞伐而已。另一方面，“先锋派”作家们崇尚的所谓主观视角、个性化语言、选择性记忆，包括艺术方法上的某些夸张变形，也只允许后来者看到一个光怪陆离的“超现实”世界。至于后来商业化和市场原则规训之下的写作，至今还在义利不辨的昏昧中跌撞，大众化的皮毛或许摸到了一点，艺术性、思想性、意识形态价值，却已经被完全掏空。如此，《鹅头岭》的“老派”现实主义手法，近乎社会调查、档案文献一般的客观化呈现，反而是一种真正的推陈出新。作品中出现的一些标志性时代内容，或者是仅庆州一个地方的不同派系、思想根源，包括军队的处境与选项，都交代得十分清楚。之后改革开放，国防现代化重新走上正轨，人民军队自我净化、清除腐败的历史趋势，也得以全景勾画。虽然多不予置评，也不轻易下结论，作家对历史中的荒谬、危害及后果所秉持的辩证眼光，对政治运动对个人生活命运深刻影响的呈现，对不同时期社会思潮所塑造的价值意涵的揭示，对一代人青春热血的纪念，今天看来都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