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携夫人金正淑访华。启程前，金正淑在青瓦台用韩语为中国公众朗诵录制了一首韩国著名诗人郑玄宗的诗歌《访客》。这段音频不仅展现出总统夫人良好的文化修养，也增进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情谊。然而对于郑玄宗这位“韩国著名诗人”，相信大部分中国公众都是首次听闻；仔细想想，印象里能数得出的韩国作家也似乎寥寥无几。相比中国公众对日本作家作品的熟知程度，韩语作品实在显得有些尴尬。为何韩国文学在中国的存在感这么低？
“韩流”中的缺席
多年以前，被称为“韩流”的韩国大众文化曾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各种韩剧和综艺节目红遍中国，至今宋慧乔、宋仲基们在中国的人气可能一点也不比迪丽热巴、鹿晗们差。
尽管近年来韩剧在中国的播放量迅速下降，同时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大长今》那样的现象级作品，不可否认的是，一批韩国电影如《素媛》、《熔炉》、《釜山行》和《辩护人》在中国获得了极佳的口碑和传播。
由李英爱主演的韩剧《大长今》在中国创下收视奇迹。
有心人会发现，在“韩流”对中国公众的持续性影响中，文学是缺席的。这里的文学是指能够代表韩民族智力活动最高水平的经典性纯文学作品，不包括通俗流行文学（例如金圣钟的推理小说、赵昌仁的家庭亲情小说和金河仁的恋情小说等）。
1949年后，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中国大陆对韩国文学的译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集中在反映弱小民族、抗日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方面。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两国开始恢复大规模的民间文化交流。那时的中国刚经历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一些出版商也瞄准时机，在“韩流”的推动下，包装推出了大批韩国通俗文学作品，并收获了可观的销售业绩和经济效益。
例如，金圣钟的《迷途彼岸》据有关资料统计销售了将近10万册，而金河仁的《菊花香》销售量超过了30万册，这些数字的确令那些韩国的纯文学作品望尘莫及。除了韩国通俗畅销书和一些根据热门影视剧改编的小说之外，广大青少年读者迷恋的所谓“网络青春小说”也成了中国公众了解韩国文学的重要窗口。
可爱淘（李韵世）的网络青春小说《那小子真帅》由中国大陆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于2004 年出版后，曾创下近百万册的销售纪录。除此以外，大陆出版界还先后翻译出版过银戒指、金贤正、徐亨周、李林银等人的网络小说。但问题是，这些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和幼稚的低龄读物很难被视为真正的文学作品，这就像在中国没人会把《鬼吹灯》和《盗墓笔记》看作代表本国文学水平的作品一样。
《那小子真帅》曾经在中国校园内风靡一时。
有一个例外是女作家孔枝泳，这些年我们翻译出版过她的不少作品。但以她的小说《熔炉》为例，书和同名电影的影响力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而且小说的中文版还是在电影《熔炉》2011年上映的两年后才被翻译出版，料想很多人都不知道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来。
近年国内译介较多的韩国作家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高银，他被称为韩国“国民诗人”，其诗集已有三种汉语译本，不过这还是托诺奖的福，要不是因为诺奖，相信他在中国也不会受此“礼遇”。
高银是韩国有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韩国文学的世界化努力
文学作品想要对非母语国家进行传播自然离不开翻译，而事实上，韩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对外翻译机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韩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汉江奇迹”。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逐渐也开始重视向世界宣传本国文化。从19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和一些大企业、大财团对向对世界各国翻译出版本国文学作品提供经济资助。最初这项事业是由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直接管理。到了1990年代，由文艺振兴院接管。1996年5月，“韩国文学翻译金库”成立，韩国文学的出版翻译从政府的直接事业转为间接事业。
2001年3月，文艺振兴院把出版翻译事业和“韩国文学翻译金库”一体化，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2005年依据《文化艺术振兴法》，正式明确了韩国文学翻译院作为国家法定机关，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是其下属的特殊财团组织。翻译院成立后，将目标定为致力于推广韩国文学，克服世界出版领域中韩国文学“少数语言文学”的身份局限，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为国际化的严肃文学交流机构。
韩国文学翻译院设立翻译奖项，鼓励从事韩国文学翻译事业。
然而在“韩国文学世界化”的过程中也走过一段“弯路”，韩国文学翻译院尹志宽院长在2006年接受《当代韩国》采访时坦陈，文学翻译院过去一直把重点放在西欧国家的语种上，而对第三世界语种翻译出版的支持并不显著，这其中也包括中文。不过尹院长在采访中也站在亚洲立场上对这种“世界化”做出了反省：
“由于不能否认英语在世界性传播的效应以及美国的世界帝国的地位，为了应对这些现实从而实现世界化的真正意义，用英语介绍和传播韩国文学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但用非英语来积极地介绍韩国文学也很重要，尤其通过翻译可以同非西欧国家进行文学或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扩散一种非西欧为中心的、与西欧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或体系相抗衡的世界文化价值，可以成为加强非西欧国家之间文化纽带的机会。”
中国当下大多数出版社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的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在考虑选题的时候会更加重视经济效益，但严肃的纯文学著作相比通俗文学能够带来的红利显然微乎其微。这就有赖于韩国文学翻译院保持长期的资助。另一方面，中国民营出版社也要逐步转变观念，不能纯粹以市场价值作为选题导向。
翻译人才的短缺
尽管意识到了翻译策略的失误，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状况绝非易事。翻译毕竟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摆渡，好的翻译必然要求译者长期浸润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除了掌握语言之外，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要培养非母语的语感。
当下无论中韩两国，似乎都缺少可以被大众铭记的韩语翻译家。这点假如我们比较一下日本文学的中文翻译情况，就会更为明显。对于经典性的日本现当代作家，似乎每一位在中国都有对应的“专职”翻译，譬如叶渭渠之于川端康成，竺家荣之于谷崎润一郎和青山七惠，林少华之于村上春树，唐月梅之于三岛由纪夫，许金龙之于大江健三郎等等，这些翻译家通过自己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成为作者的另一种声音，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以汉语的新生。
日本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
但反观韩语文学作品的中文翻译则欠缺太多，据我的目力所及，印象中只有一位名叫薛舟的译者翻译过大量的韩语文学作品并且持续关注韩语文坛的动态，其余便不甚明了。
韩国文学翻译院尹志宽院长之前在采访中表示，翻译院每年培养十名左右国外的专业翻译人员。为了挖掘新的翻译人才，他们正在推行翻译新人奖制度。翻译新人奖制度最初只适用于英语一个语种，后来扩大到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从2005年开始把中文也包括进来。值得欣慰的是，现在中国愿意从事翻译韩国文学的译者比较多，翻译院每年支持培养的十名外国专业译者中，中文语种大概可以占到七八名。
不应忘记的是，中国还有约两百万生活在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同胞，他们都是潜在的韩语翻译人才。尽管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韩国、朝鲜的主体民族语言相同，但由于多年生活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彼此的语言已经产生了较大差异，很多词汇特别是在外来语的使用上，双方甚至有时难以交流。但相较于重新学习一门陌生的外语来说，朝鲜族同胞的优势是不言自明的。
2000年，中国诗人舒婷发表过一篇文章讲述她与韩国诗人的交往，其中就有本文开头提到的郑玄宗。他们相识在一次国际诗歌节上，限于语言障碍，只能在餐桌上通过写字交流，毕竟韩文与中文还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后来舒婷曾在国内遍寻郑玄宗的诗歌汉译，可惜始终没有找到。但愿这次借着总统夫人的光环，郑玄宗更多的汉译作品可以尽早与中国读者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