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社会以家庭为基础,家庭成宗族,家庭成国,所以家庭起着的作用。家训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特色。儒家文化以中国为主,辐射东亚、东南亚地区。其中中国、日本是儒家大国,以此二者中有代表性家族为例子来读家训从而比较两国的家庭教育。
无锡钱氏乃是望族,英才辈出,人杰累累。仅有清一代至今有:钱谦益、钱大昕、钱穆、钱复、钱基博、钱钟书、钱学森、钱玄同、钱三强、钱伟长、钱永健、钱思亮、钱其琛等。其中父子同扬名者甚多,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穆、钱逊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等。
追本溯源,无锡钱氏是钱鏐后代。王者之后,名门之尊。血统固然优越,然而能够保证大量优秀人才输入社会,为国为民谋利,名震天下,实属罕见。《钱氏家训》是钱家人才战略指南,是揭开钱家之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之钥。其家训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部分。
“个人: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家庭: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社会: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国家: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
钱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是人才济济,在文理学界深有影响。书香门第,家学渊源。读其家训,深有所感,中国历来注重家教。如今官宦二代、富贾二代而骄而狂而敖而愚而劣而顽者不可胜数,令人心悲。家学何在?国粹何存?
日本枭雄德川家康开创百年幕府,德川家族在日本是标准的名门望族。其人传纪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影响政商学各界。其家训如下:
“1.人生有如负重致远,不可急躁;2.视不自由为常事,则不觉不足;3.心生欲望时,应回顾贫困之时;4.心怀宽容,则能无事长久;5.视怒如敌;6.只知胜而不知败,必害其身;7.责人不如责己;8.不及胜于过之。”
此家训注重的是个人修养。据说德川家康很推崇朱熹理学。其本人信奉佛学,对儒家也很推崇。更以善于忍耐著称。同时代的枭雄信长、秀吉对其都很敬重。在战国之时,英雄辈出,德川氏可以脱颖而出,笑到最后,人杰也。中国古代最相似的当数司马懿。
通过比较《钱氏家训》与《德川家训》之不同,以小见大,分析两国家庭教育之不同处。
第一,《钱氏家训》比《德川家训》更详尽、具体。前者涉及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方面面,后者只侧重于个人修养。大概德川氏认为一切都是以个人素质为出发点,其他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家庭教育主要是针对个人,只要教育好个人,那么成就事业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从这一点上看,日本的务实主义一览无遗。
第二,钱氏家族成员遍布各个领域,德川家族基本局限于政治领域。当然,主要是二者背景差异很大。这也跟家训范围广阔有些关系。前者以博立家训,家族势力遍布各行各业,成为精英人物。后者以精立家训,集中于权力运作,培养王者。所立家族为一个王朝。其他方面似乎平庸。在幕府政权垮台后,德川子孙涌入社会各业,但是优异程度、社会名望远不如钱氏子孙。
第三,《钱氏家训》中个人修身部分重圣贤,《德川家训》则重佛学。前者是教育子孙如何成为一名圣贤,包括读书修文。后者注重节制欲望、忍耐等个人品格,有佛学修行之意味。
通过比较二者,可见儒家文化在中国与日本教育的不同。目前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树立远大的志向的同时,娇惯孩子,想尽办法为孩子的教育提供最好的环境。日本人更侧重教育孩子意志力磨练方面。日本的孩子从小被教导要服从、忍耐、自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人在猖狂叫嚣的同时也重气节,败则剖腹。中国人重事业成就,但是也有如汪精卫者为功成名就而弃个人名节。在“抗日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今日,对待一衣带水的强邻也不可低估,知己知彼方有胜算。
百年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仍有其借鉴价值:“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两国之竞争在于青年,青年之竞争在于教育,教育之本在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