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老北京的春节专指一天——立春日。现在过的所谓春节，那时候叫做“元旦”或者“新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使用民国纪年，并废除阴历，采用公历，将公历的1月1日定为“元旦”，取消农历的“元旦”。政令下达后，推行起来困难重重。袁世凯就任总统后，批准将阴历的元旦，定为“春节”，并于1914年实施。袁世凯还批准将端午定为夏节，中秋定为秋节，冬至定为冬节，从此，中国有了两个新年：公历的元旦，农历的新年。
现在的春节，很多年轻人追求“放松”。殊不知，春节和除夕的本意，绝不是这样。一年一次的“元旦”，它的主要内容是：迎新。
百姓人家，最常见的是把屋子院子打扫一新，连被褥都要晾晒干净，锅碗瓢盆、茶壶茶碗祭器也得擦拭洁净，讲究的人家窗户纸也换成新的，有玻璃的，玻璃也得擦拭一新，这些俗称“里外三新”；人们还要穿新衣，俗称“里面三新”。除此之外，还要置买一些鲜花点缀，大众家庭，买的价钱低，比如水仙、迎春花，花费不多，放屋里嫩绿喜人，能让人捕捉到春的气息。
即便是没钱的家庭，也会想法子“新”起来。比如把剩下的蒜瓣、萝卜根和大白菜根，放进深口盘中，半个月左右，自会长出青青的蒜苗、结出米粒般大小微紫的萝卜花骨朵和浅黄的白菜花。有钱人自然出手阔绰，买回按自己绘制的图样制作的苏州盆景，岭南的三尺金橘树，杭州的腊梅。价格固然不菲，可确实真有所得。
迎新，更不可缺春联，贴春联，不能使用俗气铜臭气的句子。春联都是主人的抒情或者是主人新年立志，我小时候见过一副，至今记着，写的是“自省自立勤耕耘”，“积德积福厚收获”。我以为，这就是老北京的春节文化之根。
当然，迎新也是公益的体现。比如，居民们会自动打扫街道胡同，那时候一个院子一个水龙头，都是置放在露天的，大家使桶或盆接水后有遗洒，所以入九之后，水管子周围有厚厚的积冰，腊月二十三，大家会找镐头刨掉，怕除夕夜有喝高了的到这里摔倒。
除夕夜，有些商家找到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让他们去送财神爷，孩子们大街小巷寻找除夕仍旧不歇业的商铺和有钱的人家，挨个敲门，还喊着：“大爷大奶奶，开门，给您送财神来啦——”这时候大家都会开门，掏钱请财神。初四晚上，商家又让这些儿童挨门挨户塞名片，说是名片，就是小广告，商家借此延揽顾客。有时候，纸片把门缝都塞严了，后到的孩子们，干脆把纸片放门外台阶上，一刮风，纸片在胡同里到处飞。
早先过春节，先是除夕夜放“花炮”，断断续续放到正月十二，然后过渡到“花灯”。这个“花炮”可不是简单地听个响儿的“鞭炮”，“炮”是最低一级的游戏，高级享乐是“花”。“花”的成本昂贵，“炮”就是草纸包裹火药。新年子时来临那一会，满城都是鞭炮声，之后就安静下来。初一开始，满城都放“花”。老北京的花炮，可以说是争奇斗艳，不过，真正制作精美的花炮，还是属于紫禁城。当年我住在同仁堂岳家的沙滩院落里，听老人们说过花炮的奇异。老北京有“花炮作”，是当时类似“官办”的机构，对花炮的研究登峰造极，现在已经失传。
老北京的“花炮”，在晚清时最风光。“花炮作”的头儿，慈禧赏六品。慈禧那时候，最著名的“花炮”是“九层楼”，一共九个花盒依次冲向空中，每一个展开，都是一出京戏场景，当第一个花盒徐徐下落至地面一丈处，下一个花盒冲向天空，又一出戏展开，一共九出戏，蔚为大观。“花炮作”的精心制作，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花炮作”的头领一个正月里所得赏银，够家里两年开销。
民国初年，这种花炮更是奇绝，先是一响冲天，空中出现寿星一尊，徐徐下落，然后从寿星头顶再冲出一花，天空出现一盘腿罗汉，徐徐下落，又从罗汉头顶冲出一花，空中现一仙女，徐徐下凡。
这是宫廷或者富贵人家的享受，老北京百姓最热闹的去处，是东四头条的火神庙，那里的花炮制作技术不算精良，纯粹是民俗的赏玩，但人气极盛，它的花炮年年出新，有的花炮一次能燃放三十分钟，变化多端，令观赏者拍案叫绝。
当然，每年春节的头等大事是祭祖。一个大家族把后人聚在一起，祭祀先祖，并给长辈祈福。长辈在接受祝福后，也会对后辈给予道德的训诫，参与者必须洗耳恭听。没有大家族可以团聚的，祭祖时就在屋子里的专用龛里放几碗祭品，燃上香烛，跪拜叩头三世祖，自求多福。除了祭祖，迎财神也很隆重。正月初二早晨，所有的人家要摆上供品，祭财神。这一天，老北京南城广安门外的财神庙开庙，人山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