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圈阅批注《大唐西域记》原本现世

此册《大唐西域记》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国学基本丛书第四版本。据史料分析，由于日寇入侵，北平沦陷，1937年7月，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三人联名，将其作为中国营造学社重要资料，存入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的地下保险库中；1939年8月，天津大水灾，中国营造学社重要资料多被毁，这册《大唐西域记》得以幸存。由此可推断，书内朱墨笔批注和圈阅（与唐代古建筑相关），应是形成于1937年2至7月存入之前。

书中内有圈点或批注的上百处，乃至数百处唐代建筑及地名的手迹。判断书中手迹为梁思成和林徽因伉俪的笔迹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梁林长期寻找和研究中国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而《大唐西域记》是其必参考的文献资料。早在1930年前，梁林二人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即已开始研究《大唐西域记》内的雕塑（见《中国雕塑史》，《梁思成全集》第一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05页）。只是当时，此版此册梁思成、林徽因用来查找唐代建筑的《大唐西域记》尚未印行。二人于1937年6月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由可推断，在发现五台山佛光寺前后，两人一定曾大量查阅和唐代木质结构相关的和唐代佛教相关的书籍。这也可进一步解释，为何书内的圈阅批注的内容多和唐代古建筑相关。

其次，从笔迹比对，可以证明梁思成和林徽因参与该册书的圈阅和批注。

该书有被明确确认的梁思成手迹。经比对（参考《百年清华学人手迹选》献给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杜鹏飞主编，2010年朴庐书社出品，第67页梁思成毛笔真迹书影），梁思成用朱笔圈阅、批注本书至第22页。

该册书第五页天头有一处笔形纤细的铅笔审慎圈阅，经比对（参考《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林洙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1版1印，第121页刘敦桢手迹书影），应当出自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之手。梁思成和刘敦桢同为学社部门负责人，且研究领域相近，在那个书籍仍相对昂贵的年代，同行内部之间分享书籍乃是常事。

从第6页（六）到第185页（一八五），有大量的黑色钢笔圈阅手迹，圈阅内容为《大唐西域记》内几乎全部的唐代建筑文字表述，判断当为林徽因手迹：一方面是因为从人物关系来看，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工作上不分彼此。另一方面，在该书第135页（一三五），有黑色钢笔批注“此下疑有脱落”，经笔迹比对这处黑色钢笔批注既非出自刘敦桢，也非出自梁思成。而在经过笔迹比对后（参考《林徽因集。诗歌散文》，林徽因著，梁从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2月1版1印，第82页）也可最终确定，“此下疑有脱落”是林徽因手书。进一步确定，几乎贯穿全书的黑色钢笔圈阅，必然是林徽因留下的。

梁思成（在这册《大唐西域记内》）朱笔批注的，有不少为当时地名，如第八页天头，有朱笔字迹“大清池”，即指今吉尔吉斯坦境内伊塞克湖，是世界上最深的高山大湖。又有朱笔字迹“素叶水城”，即指唐代仿长安而建的碎叶城，现位于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还有朱笔字迹“千泉”，千泉为古地名。又名屏聿。故地在今吉尔吉斯北部吉尔吉斯山脉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游一带，当东西交通线冲要，又有林泉之胜，公元七世纪前期为西突厥可汗避暑地。

第一三五页的“同为一门”后，有林徽因墨色笔迹批注“此下疑有脱落”。经查阅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年2月中华书局第1版）第748页为“於是周垣峻峙，同为一门。既历代君王继世兴建，穷诸剞劂，诚壮观也。”句中并无文字脱落，林徽因很谨慎地用了一个“疑”字，“疑有脱落”，这或许与她多年的欧美生活习气多少有点关系。

当前，暂无梁思成和林徽因伉俪圈阅、批注过的《敦煌石窟图录》与《清凉山志》原本的信息。因此，这册《大唐西域记》原本，是再现二人发现“中国第一国宝”——五台山佛光寺艰辛历程的唯一原本。这册应为梁林伉俪圈阅批注的《大唐西域记》原本，在历经1937年日寇侵华和1939年天津水灾，且从英资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流出并幸存至今，永远为“中国一代才女”（林徽因）和“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梁思成）的金玉良缘和其研究生涯的夫唱妇随再续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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