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在周甚至周以前相对比较简单，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彩礼也开始“水涨船高”。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这样介绍当时普通人家的彩礼：“一飨之所费，破毕生之本业。”通俗地讲，就是拿彩礼的时候，一顿饭的工夫，一家一辈子攒下的钱就没了。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足以说明彩礼之高。同样,《汉书·王莽传》记载：“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可见，哪怕皇帝娶媳妇也要很高的彩礼。

唐代将聘礼作为判定婚约关系存在的重要物证。《唐律疏议·户婚》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在没有婚书的情形下，将男方下聘礼，女方受聘财这样的社会通俗做法也视为法律上的婚约成立，某种程度上承认聘财是婚约成立的事实要件。如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中写到：“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可见，下聘礼代表着婚姻的正式缔结。

聘礼除去是婚约成立的重要证明要件之外，也起着担保婚约履行的功能。在悔婚、妄冒（指婚礼中的冒名顶替等欺骗性行为）、违律为婚（违反法律的规定结婚）几种情形下，法律分别根据男女双方在婚姻缔结中的过失程度予刑罚处罚，以及规定过错方返还聘礼或不追聘礼。对于女方悔婚，《大明律》甚至规定女方需“倍追财礼给还”，即将“财礼”双倍返于男方。这里的“财礼”一定程度具有成婚定金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法律对聘财的认定标准相当宽松，对聘财的形式及数量并无严格的限定。如唐律中“聘财不拘重轻，但同媒约言明纳送礼仪者方是。”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完成“纳征”之礼。“‘聘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立法者的意图非常明确，聘礼不以钱物多少为限，只要双方具有以此作为聘礼的共同认识，即为法律所认可。对聘礼的具体形式，法律并未有明确限制，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物。聘礼不论财物多寡，不论礼物之形式，但是聘礼又需要庄重雅致，以表达对婚姻的尊重。这就是唐律所说“若乡间为货之物，如巾帕之类，不得即为聘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