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点在古籍上的一个个逗号、句号，看似简单，却凝聚着整理者的大量心血。然而，也有些整理者、出版单位把这一个个标点看得过于简单，把古籍整理当成追名或逐利的工具，一些古籍整理作品质量堪忧。

“现在，对于专著、论文的学术价值认定，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评价标准，而在古籍整理领域则缺乏有效、明晰的评价指标，这就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一方面优秀学者不愿意从事古籍整理，另一方面劣质的古籍整理作品屡见不鲜，使大众对古籍整理产生偏见和误解。”张剑认为，可以通过创新性、难易度、重要性、规范性、可靠性这五个标准对古籍整理的学术价值进行评价，“随着《意见》的出台，我期待未来可以建立一个指导性标准，用以衡量古籍整理成果的学术价值，使古籍整理与专著、论文形成并驾齐驱的关系。”

提升古籍整理作品质量，学界有责任，也离不开出版界的努力。

“古籍整理实践性很强，古籍编辑必须具备文史哲通识。这些年各地古籍出版项目增多，投入虽多了，但编辑人才队伍还没有培养起来，于是一些项目化、工程化出版项目变成‘急就章’，难免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周绚隆说，如今很多专业古籍出版社都出现了编辑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我们要花更多时间培养编辑队伍。”

“强化古籍人才培训，实施古籍人才培训计划”“健全评价机制，科学评价古籍工作质量，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评价办法”“职称评定、评奖推优、科研成果认定、效益评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员倾斜，对主要承担古籍工作的国有文化企业加大社会效益考核占比，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古籍重点项目的业务部门可不考核经济效益”……《意见》字字句句的背后，是人们满满的期待。

很多“老古籍”对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感念不已。《指示》说：“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造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41年后，《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出台了，我们的国家更富了、更强了，人们对古籍这件事，也有了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