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数字化，越来越被各界所重视。一时间，各种古籍数据库纷纷涌现，公益机构做的、商业机构做的、私人做的、文化单位做的、教育单位做的、出版单位做的，不一而足，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出现了种种乱象，有人将其总结为“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缺乏统筹规划、标准不统一”。针对这些问题，承担着全国古籍工作统筹协调职责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正在筹划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已明确写入《意见》之中。

更优质的整理，更精准的评价

为了整理北宋名僧惠洪的诗文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周裕锴耗费了近20年光阴。2021年，这部250万字的《石门文字禅校注》终于出版，在文史学界口碑甚佳。

“《石门文字禅》这样的重要著作，只有周老师才能做好它的校注工作。20多年前，周老师曾说不会去做校注，感觉是为他人做嫁衣，后来却花了十多年做此事，不是‘技痒’，而是一种使命感。”有熟悉周裕锴的学者如此评价。

然而，令学界同行没想到的是，在一次校内评奖中，《石门文字禅校注》仅得到三等奖。

“各院校、科研机构对于古籍整理成果的认定普遍偏低。在评奖时，古籍整理成果通常会排在专著、论文之后。”在张剑看来，这个评奖结果虽说意外，却也符合很多评价体系的“惯例”，“一些高校的职称评审也是这样，专著、论文才是硬指标，古籍整理成果可有可无，而且在评价体系中的分量也远不能与专著、论文相比。”

“在目前的学术界，重论文、轻文献成为一种倾向，古籍整理在学术体系里不被重视，这导致很多有能力、有水平的学者不愿意从事古籍整理。”做古籍编辑多年，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懂得古籍整理的艰辛：整理者必须逐字逐句读懂古籍，而不能跳过自己不懂的内容，因此也就无法“藏拙”，为了解决一个断句问题，常常需要查阅很多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