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亿的遭遇并非个例。由于尚待整理、尚未修复等原因，很多古籍深藏于书库之中，无法被利用。也有一些藏书机构为了保护古籍，给借阅设置了重重门槛。求书而不得，困扰着很多学人。而作为爱书之人，学人也有共识：“只有把古籍保护好了，才能谈利用。不能让作为文物的古籍毁在我们的手中。”

事实上，近些年古籍保护的脚步正在加快。仅从修复队伍来看，十几年前，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一度不足百人，如今，这个数字已增至千人以上。

79岁的赵嘉福做了一辈子古籍修复，8年前获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疫情前，他每周都要跨越大半个上海，赶到复旦大学传授“海派”修复技艺。

“我们的课下午1点30分才开始，赵老师每次都是12点30分就到了，提前一个小时给我们‘开小灶’。”该学院硕士研究生蒋明理说，传统古籍修复大多以师徒口耳相传的方法传承，在赵老师这样的修复专家身上，他学到了纯正的技艺，也渐渐理解了工匠精神，“我们的课程还包括微生物检测、纸张脱酸、光照实验等内容，这项传统技艺在‘守正’的同时，也一直在‘创新’。”

在成都，几位退休图书馆人创办了非营利机构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他们修复古籍，也办古籍修复培训班。培训班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出租车司机，有餐厅服务员，有销售经理。如果考核合格，学员就可以变为职员，留在中心工作。十多年来，该中心已为200余家古籍公藏单位修复古籍善本、碑帖拓片、档案等2万多册（件）。

政府持续投入，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古籍修复为大众利用古籍奠定了“物质基础”。

“开发古籍资源，其实也是对古籍的一种保护。”张亿说，如果古籍有了影印本、高清电子本，就可以减少借阅原件的需求，既保护了古籍，又没耽误利用，“现在，国家图书馆有超10万部古籍数字资源向社会免费开放，不需要注册就可以在线阅览。如果其他藏书机构也能像国图一样开放古籍数据库，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