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作为一个伴随着古籍整理成长的学人，感到很振奋。

1981年3月，我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义乌文化馆从事馆藏四万多册古籍的整理编目，单身一人，面对扑满灰尘的几万册古书，孤单寂寞，开始不免感到有些迷茫。当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明白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坚定了我一辈子从事古籍工作的决心。通过近三年的辛劳，四万多册古籍的编目工作完成了，我的古籍方面的知识也随之大大提高。1984年9月，我考上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四川大学的古典文献学博士，做了北京大学的我国第一个古典文献学博士后。1997年1月，我博士后出站后，继续回到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所长、所长，一直在从事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相关古籍整理著作曾获国家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宋云彬古籍整理图书奖，并有两种著作被评选进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首届向全国推荐的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之列。确实可以说，我从古籍中找到了精神的涵养，古籍整理伴着我成长。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央再次出台古籍工作的文件，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站位更高，措施更有力，也对我们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从事文化遗产整理研究的学人，我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和想法。

系统梳理先贤留存的古籍遗产，打造中国古代典籍大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