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学的全面复苏，推动了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以敦煌写本为例，随着《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敦煌秘笈》（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等大型出版物先后出版，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献绝大部分已公之于世。这些大型图书的出版，为各国学人查阅敦煌文献提供了条件。但由于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这些影印出版物大多是黑白图版，印刷效果欠佳，文字多有漶漫不清，原卷中比比皆是的朱笔所作的各种符号，在黑白影印的图版中字迹暗淡，甚至踪迹全无，从而对读者深入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鉴于此，最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持续呼吁敦煌文献文物的回归，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尚难实现。其他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献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意见》提出要“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推进古籍重大项目”。建议国家古籍办会同有关部门，分门别类，在做好调研和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分批争取流散在海外的珍稀古代文献彩色照片的回归并授权分类出版，促成其事实上的“回归”。

发掘古代文献中最优秀的文化基因，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人遍及全球，中华学子誉满天下，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也会有迷失的时候。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如何“实现精神富有”？如何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解决“我是谁？我来自何地？要去何方”的文化迷思？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先贤著作中去寻找答案，都需要文化的自信，都离不开精神的支撑。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各类经典汗牛充栋，这里有一个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意见》提出要注重“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做好古籍普及传播”，都非常重要。我们有必要编纂一系列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普及读物（比如，浙江有关部门正谋划编纂每个县的人文读本，把每个县各自历代先贤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汇为一编；然后在此基础上汇编每个地区的人文读本，最后编纂多卷本的《浙江人文读本》），发掘提炼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华、最经典的部分，让它们从历史文化经典、史乘、文集、笔记、家训中走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接地气，扬正气，激发每一个炎黄子孙，尤其是青少年爱家、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从而真正实现《意见》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