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具体而言，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立法的作用是什么？重点要解决哪些问题？

吕舟：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与对单个文物建筑的保护不同，比如对故宫的保护多在建筑群范围内，但是中轴线保护所涉及的范围更大，它不仅包括一系列的文物、建筑，还包括街道、水系、植物、景观视线等。比如，登上景山远眺，能不能看到西山，以及钟鼓楼看北海的视线、看西山的视线等，这些都需要考虑。

《条例》就是要把保护北京中轴线的遗产价值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确保不会因时间推移，个人理解、把握的差异而出现大的变化。北京中轴线是个范围、尺度巨大的遗产，它的保护不仅涉及其自身，更涉及整个北京老城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山水格局。对这样巨大范围的遗产的保护管理就更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条例》立法强调社会参与

新京报：《条例》用很大篇幅规定了“传承利用和公众参与”问题，您怎么看？

吕舟：我们今天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遗产保护同样也是全体人民共同意愿的表达，遗产保护更是要促进社会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精神文化内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遗产保护离不开公众的参与，社会各个方面和公众广泛、深入的参与才能更充分地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发挥文化遗产促进社会建立文化自信、文化身份认同、形成巨大社会凝聚力的作用。《条例》用一章的篇幅来规定传承利用和公众参与的内容，从政府向市民开放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社会和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监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到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分享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等。在文物保护立法中强调社会参与，《条例》可以说走在了全国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