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问世以后，文字书写更为便利。人们逐渐意识到，相比历史悠久的简牍，在宽阔的纸面之上书写不用受上下左右空间的限制。书者艺术上的创作自由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一种新的字体——楷书，也就此诞生了。

出世“疑云”

《上尊号碑》乾隆壬寅二月拓本，纵27.4厘米，横14.4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楷书”是今天的人们非常熟悉的字体，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究其实质，“楷书”是开创了汉字“今文字”的“隶书”的一种变体。南北朝时期的古籍《水经注》有个关于楷书诞生的离奇故事，说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有个叫王次仲的人创造了“楷书”字体。秦始皇听说了，就下旨让他来参见。谁知叫了三次，王次仲都不来。结果，秦始皇生气了，就叫人把他抓起来关进囚车拉向咸阳。囚车在路上走着走着，王次仲的头忽然从囚车里掉在地上，变成一只大鸟飞走了，两根羽毛变成了两座大山。

很显然，这个神话是人们编排出来批评秦始皇对文人实行迫害做法的。即使刨去“人首化鸟”这样荒诞不经的成分，秦代就发明楷书的说法也极可疑。众所周知，秦并天下之后，李斯代表秦始皇的意图，将战国原有种种古文统一成“小篆”。秦始皇到处刻石记功，以垂青史，用的就是这种官方文字。另外，始皇帝又感到隶法可取，将其作为一种通俗的实用书体。既然如此，他怎么可能一下子又喜欢起王次仲新发明的楷法来呢？这显然不会是刚愎自用的秦始皇的性格，更不用说后世出土的秦代简牍上还找不到能称为“楷书”的实例了。

结果，还有一些说法说王次仲是东汉时人，“建初（东汉章帝年号，76—84）中，以隶草作楷法，八分，言有模楷”。以此推断，或许是秦汉各有一人名王次仲，引起后人的穿凿附会。而东汉时的王次仲作“楷法”倒是显得比较符合实际。据说，他的学生师宜官，学写楷书写得最好。师宜官喜欢喝酒，家穷没钱买酒，就在酒店的石板墙上写字，让学他写字的人出钱替他买酒喝，他喝完酒就把石板墙上的字洗掉，下次再写。有个叫梁鹄的人很喜欢师宜官的字体，就在石板墙上加了一层白木板，让师宜官写在上面，等师宜官喝醉睡觉时就把木板拿回家临写，最后也成了一个有名的书法家。

另外还有人认为，是生活在汉末、三国时期的钟繇（151-230）创造了楷书。北宋官方编写的书法著作《宣和书谱》就认为：“降及三国钟繇，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即楷书）之祖。”传说，此人在青少年时期练字很刻苦，平时跟人谈话时常常一边说一边用木棍在地上写，夜晚睡觉前和睡醒后，也用手在被褥上练习写字，时间长了，连被褥都给磨破了。他精思书学30年，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新字体（楷书）。不过话又说回来，钟繇作为汉魏朝廷的重臣（官至太傅），成年后只有业余时间留心翰墨。他虽然不是职业书法家，但他在书法史上的贡献却超过一般的职业书法家，甚至掩盖了他在政治上的名声。

其实，这些不同的说法正说明，“楷书”是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而非属于某一个人的专利。可以说，纸张是楷书形成的物质基础。纸张被广泛用作书写载体以后，带来了书写体验的巨大变化。平滑的纸面无需特意施力强调某种笔画，于是作为隶书特征的“蚕头雁尾”就变得没有必要了。另一方面，纸张的出现，使文字的书写更为便利，人们可以写出比以前更大的字，再不需要像在简牍时代那样，特意将字体的高度进行压缩，而形成隶书横展的体势了。

《书法艺术》有这样一段话：“楷书孕育于隶书之中。汉简中已出现楷书的雏形：笔画省去雁尾，转折处亦用顿挫，结体趋渐方整，有的字简直与楷书毫无二致。”从出土的简牍和碑文来看，东汉虽是“隶书”的极盛时期，但“楷书”的雏形也已萌芽。比如，立于东汉建宁元年（168）“衡方碑”（《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是衡方的门生朱登等为他所立的颂德碑。碑高240厘米，宽110厘米。碑阳刻文23行，满行36字，计815字。其碑文的取势一般为正方形，有的字的笔形近似楷书的笔形，如“秋”字，字形是正方形；笔形方面，除“火”旁中撇画的末尾有隶书的笔意外，其余的点、横、竖、撇、捺等笔画已基本是楷书的笔形。“相”字中的“木”旁，“东”字中的笔画捺都近似楷书的写法。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里说：“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认为它与唐代颜真卿的楷书有类似之处。

《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衡方碑》）拓本（局部），东汉，朱登

当然，也应该承认，钟繇在汉字字体从“隶书”转入“楷书”这方面的确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把从东汉以来流传于民间的冲破隶书规矩的简省易写和方正平直等成分集中起来，以横、捺代替了藏锋、翻笔的隶书“蚕头雁尾”，参以篆书、草书的圆转笔画，促进了“楷书”的形成。后世所谓“领楷书之先的是钟繇”倒也不是过誉之词。

楷书名实

那么，“楷书”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书断》卷上“八分”中说：“本谓之楷书，楷书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式。’故凡有法度之书皆可称‘楷书’。”按此看来，只要汉字的字体具有整齐规矩的特点，便可视为楷法或楷模。因此，“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哪怕是隶书（甚至篆书），若是形体“标准”“整齐”，可为学习的楷模，也都可称之为“楷”。比如《魏书·江式传》记载，“太学立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这里的“邕”，就是汉末的蔡邕。既然他是隶书集大成者，所谓“题书楷法”，实际上就是说他所题写的隶书很标准，有法式，可成为学习的楷模，与如今的“楷书”概念，尚不是一回事。

宋刻《宣示表》原石。钟繇名气虽大，但他的楷书作品墨迹存世者罕见（且可疑）。《宣示表》写于魏黄初二年（221），真书小楷，被认为是诸帖之冠，可惜真迹已绝人间。晋以后所见《宣示表》都是临（摹）本。临本《宣示表》虽不是钟繇真迹，却是王羲之所作，因此也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