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性豪阔、不拘小节，与太守陈希亮的谨峻刚直格格不入。太守亦惜苏轼之才，有意挫其锋芒，要求严苛。这让苏轼颇感不满。太守修建凌虚台，请苏轼撰《凌虚台记》。苏轼借机暗讽：“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太守大度豁达得一字未改，勒石立碑，并发感慨：“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太守用心良苦，彼时苏轼自是意识不到。待明白时，已身在黄州。从未替人作传的他，破例应陈希亮之子陈慥邀请作《陈公弼传》，回首往事：“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难得忘年之交。可惜，悔之晚矣，不在陈希亮，不在凌虚台，而是乌台诗案。

1079年，苏轼调湖州知州，依惯例呈《湖州谢上表》。好事者断章取义，从上表文字“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嗅出味道。由此发端，事态愈演愈烈。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等人搜捡苏轼诗文，上章弹劾他攻击朝政，反对新法。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捉拿苏轼，关押于御史台。“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当时形状，“拉一太守如驱犬鸡”，何其仓皇惨淡。

御史台，朝廷监察机构。自汉代始，官署内遍植柏树，亦称“柏台”。柏树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又称“乌台”。苏轼身陷乌台，正义之士竞相奔走说情。苏辙上书神宗，愿弃官保苏轼出狱，“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曾经的政敌王安石，也以太祖定下不杀士的祖训为由，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