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积学，并非强求作家当专家，更非强求作家只能枯坐书斋。曹雪芹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上一切有益知识，都是文学工作者所珍重、开掘的富矿。无论如何，刻苦而广泛的学习是治文学的第一步，须臾不可轻慢。否则，只会像刘勰所言：“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

以正确的情理、文理与道理为指引

治文学不仅离不开勤学，更离不开明理。假如不能“酌理以富才”，不能以正确的情理、文理与道理为指引，同样会事倍功半乃至误入歧途。

杜甫前半生久未得志，安史之乱后更体验到从国家到个人的各种苦难，但他不仅没有意志消沉，而且始终怀抱赤诚之心，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辉煌。背后的情理在于，杜甫从来都认为他所亲历的“开元全盛日”就是原始儒家理想的现实建构，他相信“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也遵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的志向。不明乎此，读杜诗难免出现偏差。

李商隐的骈文在后世获得“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的高评，原因就在于他在学习前代经典时吃透蕴含其中的文理并将之融进自己的创作，在创作上自认与杜甫、韩愈等心有灵犀，这也是他摆脱一般四六文形式主义积弊的要领所在。

现在有些文学创作为人诟病，就是因为存在不合常理的逻辑硬伤、不合情理的编造，违反起码的艺术逻辑。这就说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公认的社会运行基本法则即道理要有会心之见，并据此进行正确的创作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