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骑车的百年影像史 溥仪大婚贺礼便有自行车

自行车公认为是1790年法国人西夫拉克发明的。不过，最早的自行车是木制的，外形与今天的自行车相去甚远。直到1888年，英国人邓勒普发明了充气轮胎,才真正有了现在自行车的模样。自20世纪初年，自行车传入北京，它就以能载物载人、小巧便捷等优点，受到市民欢迎。

1905年前后，东单北大街，骑自行车的人与行人、马车并行。这是现存较早的一张有自行车的老照片。

民国初年，骑自行车的邮递员。

清末，北京自行车数量有限，人们更多地视之为一种新鲜玩意儿，而非寻常的代步工具。当时一首竹枝词写道：“臂高肩耸目无斜,大似鞠躬敬有如,噶叭一声人急避,后边来了自行车。”从中可见，当时北京人骑起自行车来，神情还是相当紧张的。

清末民初，骑自行车在北京成为一种风尚。1922年溥仪大婚，他的堂弟溥佳就送了一辆自行车作为贺礼。为此，溥仪的师傅陈宝琛非常不满意，唯恐“圣上”学骑车时摔坏了。溥仪和婉容非常喜欢骑自行车，而且留下许多在宫中骑车的照片。《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

溥杰在宫中学骑自行车时摔倒。

末代皇后婉容，在紫禁城里学骑自行车。据说，溥仪为了骑自行车锯掉了故宫好几处门槛。

溥仪的自行车。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门大街上电车、自行车、人力车各种出行方式并行。

1947年，著名的摄影师海达·莫理循在即将离开北京时，拍下了交通繁忙的前门大街。

虽然自行车初入北京时，骑车人不算多，但是政府及时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违警律》中，第27条规定：“乘自行车不设铃（铃铛）号（牌）者，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1928年后，北京自行车的检验、登记、核发号牌工作由市公用局管理，并规定：“自行车要车件应求完备，车上应安置手铃，一车不准两人共乘，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制动器，其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标准，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一块。”

民国时期，自行车已成为北京市民非常喜爱的交通工具。据1934年出版的《北平市商会会员录》中《北平市车业同业公会会员表》记载，当时北京有汽车行75家，马车行12家，皮车行28家，自行车行32家。资料中对自行车行的商号名称、经理姓名、地址、店员人数和电话都有详细记录。

民初，一人一边骑车，手里还推着一辆自行车，车技了得。

民国年间，一个北京人骑在自行车上歇脚。

笔者祖上曾于清朝末年开设了北京最早的自行车行之一——峻记车行。峻记车行因创办者杨峻峯名字中的“峻”字而得名。杨峻峯因长于法文、英文，曾尝试购买法英德等国货品在京转售。清末，北京的自行车还很少，杨峻峯看到商机，认为这一行业极有发展前途，于是经营起峻记车行。当时北京大部分车行，不生产自行车零件，而是从欧洲各国进口。自行车行大多采用前店后厂的方式，后院由伙计将零件组装成完整的自行车，再由前院的店铺出售。

著名的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曾回忆：“那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最大的车行是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的峻记车行，路南，没有楼，三间门脸，里面摆的都是外国牌子的自行车，什么蓝牌、飞利浦、三枪、凤头等等，这些外国自行车的价格都很贵，一般穷学生是买不起的。”

清末，云飞自行车行位于东单二条，门口还挂着可口可乐的广告牌。

峻记自行车行的徽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城里一些姑娘经常选择骑自行车出行。

上世纪40年代，一个用自行车推着孩子的行人。

当时的北京人，不仅把自行车当做交通工具，也作为一种玩意儿。很多人让车行伙计用不同零件给自己“攒车”。这种订制版自行车与众不同，骑起来非常拉风。旧京自行车行，都会制作印有车行名称的车标，大小、长短、形状不一，多为弧形，长条形的安置在自行车的斜梁上，短小的安置在前叉上，宽短的安置在后挡泥板上。自行车本身有自己外国的品牌，售卖前再安上带有车行名称的铜车标，方便消费者日后追寻，也起到做广告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共享单车的出现，自行车又一次成为北京市民出行的优选。“丁零零”的车铃声，承载着百年来人们对自行车的记忆和喜爱。

上世纪40年代，穿着旗袍骑车的姑娘。

民国时期，推着自行车的人逛隆福寺大街

来源：艺绽

文 ： 张屹然

图 ： 闻者、张屹然、黄加佳、王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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