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神兽︱镇墓的天禄、辟邪如何演变成宅门前的石狮子？

原标题：汉代神兽︱镇墓的天禄、辟邪如何演变成宅门前的石狮子？

古代神兽从未由于年代久远而丧失生命力。相反，神兽活跃在时下各种影视、网游产品中，以其荒诞奇特的外形展示着古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或者沉淀在亘古流长的民俗中，凝作传说故事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抑或只是作为屹立至今的古建筑屋顶上的一列脊兽，安静地聆听风吻过岁月，任那些痕迹爬上自己的身躯。

本文主要介绍一类狮形兽，即“天禄”“辟邪”。乍一说起这两个名字，也许会有些陌生，不过提到“貔貅”或者门前石狮，会觉得熟悉。有说法认为貔貅、石狮皆由天禄、辟邪发展而来。这种说法可信吗？

何为天禄、辟邪？

天禄、辟邪神兽创造于汉代。虽然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有“天禄”“辟邪”词汇，不过当时并不用以指代神兽，而分别作为虚指的吉语、或者贬义词。入汉以后，这两词既延续了先秦的语义，也逐渐指代神兽。如《续汉书·與服志》载：“皇后谒庙服，步摇，以黄金为山，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筓六珈’者。”王观国按：“《后汉與服志》又谓之天鹿，则天禄为兽不疑矣。”天禄兽寓意吉祥。《急就篇》云：“射魃、辟邪除群凶。”颜师古注：“射魃、辟邪，皆神兽名。”辟邪也指能够除凶保平安的神兽。

那么，这两种神兽是何形貌，该如何区分？这个问题较难回答，因为在文献材料及考古实物中，它们的定名和形象都比较混乱。

相关的最早文献可追溯至曹魏时期，《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的乌弋国“有桃拔、狮子、犀牛”，孟康在为其注时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者）两角[者]或为辟邪。”孟康之说在宋元明清的大量文献中得到了沿承。

在现代学界，对天禄、辟邪的命名问题存在争议，目前大概有四类说法。以朱希祖先生为代表的第一类说法是：独角为“天禄”，双角为“辟邪”，天禄和辟邪的总名叫“桃拔”。以朱偰、罗宗真及李蔚然先生为代表的第二类说法是：独角为“麒麟”，双角为“天禄”，无角的则为“辟邪”。以杨宽、曾布川宽、刘敦桢、林树中、梁白泉及卢海鸣先生为代表的第三类说法是：独角和双角都为“麒麟”。以孙机及宋震昊先生为代表的第四类说法是：独角为“辟邪”，双角为“天禄”。

而就考古实物看，天禄、辟邪的形象也和古典文献材料有冲突。目前发现的汉代实物材料分为两类形态，一类是二维平面性质的，如铜镜、铜牌、画像砖、画像石以及墓葬壁画等；另一类则是三维立体性质的，这主要体现在大型的神道石兽、中型器座、小型玉雕石雕等器物上。其中带有“天禄”“辟邪”榜题的材料，基本能够锁定在神道石兽、铜镜、铜牌及画像石四类材料上。在孟康笔下，天禄、辟邪的形象是“似鹿，长尾”，可实物材料并非如此。其中情况最混乱的是铜镜图像，铜镜系统难以作为判断标准。

面对盘根错节的天禄、辟邪系统，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大而化之，而应在不同的图像实物系统中，按不同的标准区别其形象及名称。在其余带榜题的三类实物中，陵墓石兽无论在体量、数量、技术还是制度化上，都为典型，能作定名和形象的标准；且由此产生的标准也能够为铜牌、画像石所印证。所以综合考虑之，可从陵墓石兽上寻找依据。

如今可考的天禄、辟邪陵墓石兽集中在东汉。存世可见、有铭文标记其名称的，仅有一件出土于河南南阳东北尚庄附近的东汉汝南太守宗资墓前的石兽。它的右肩上，有明代人依据《汝帖》旧文补刻的“天禄”铭文。它与另一件同为宗氏家族墓出土的石兽，被今人配作一对，现收藏于南阳汉画馆。

河南南阳汉画馆藏一对东汉有翼石兽（图版承南阳府衙博物馆馆长刘绍明先生拍摄）

这对石兽由石灰岩雕成，其中天禄通高165、长220厘米，右肩镌有“天禄”铭文；另一只则通高165、长235厘米。这对石兽的头顶、面部都已经被损坏，另外四肢也已不见，只能大致看出它们昂首挺胸，头、颈部与臀部翘起的身躯，连成了一个大写的“S”形，肩生半月形双翼。虽然无法得知这对石兽头顶角的情况，但我们可以推论在神道石兽中，“天禄”“辟邪”确实是指这种有翼、狮身的石兽。

与宗资墓前翼兽形制类似的东汉石兽，以狮子作为原型，有翼，最标准的形象还需头顶带角。关于它们的定名，应该尽可能还原古代背景，考虑古人的说法。孟康之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资料，孟康本人生活于曹魏时期，上承东汉，对东汉人的命名应该有更深的理解。我们应当充分尊重孟康的意见，即以独角兽为“天禄”，双角兽为“辟邪”。

天禄、辟邪的形象还有一个演变过程。在西汉，尚未见到如此的大型雕塑；只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一对玉质翼狮，两只狮子体量小巧，头顶带双角，一只作昂首挺胸状，肩生长条形双层重羽；另一只则作低首匍匐状，属于西汉晚期器物。未见比这更早的本土翼狮实物材料。

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一对玉狮（图版采自聚珍赏器微信公号2018年3月8日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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