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女性、诗歌、胡风：与7世纪盛唐气象相遇(2)

在这个世界性的国家里，唐人如何看待自己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一个唐人身处何种世界观念和时代精神中？形成他们开放包容心态的源头又何在？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引用朱元晦语“唐源流出于夷狄”，并指出种族与文化二问题，是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唐与隋的皇室实出同一个政治集团，统治基础相似，继承了鲜卑游牧民族的传统，融合了5至6世纪统治华北边境的“蛮夷”文化。这一血统和文化上的起源，几乎决定性地影响了唐人的世界观。

与正统的儒家天下观并不完全相同，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皇帝提倡包容性，认为所有民族最终都将纳入中国，他们的帝国理想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游牧民族，异域外来者也可以融合，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

唐人在文化观上是汉民族的文化观，以天朝上国而自居，骄傲于自己的典章制度和华浮文采，但对外来文化从来不排斥和抵触，奉行拿来主义，兼收并蓄。借鉴自中亚的金银器制作技术就是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发展的。在这个儒家文化还没有全面渗透人们精神生活的“历史缝隙”里，唐朝人没有太多的思想束缚，也许正因如此，唐的文学才如此快意恩仇，唐的精神气质才如此奔放飞扬。

唐以它的自信放开怀抱迎接各国使者，胡商、遣唐使和留学僧纷纷来到长安，在鸿胪寺、国子监和西市留下足迹，胡风唐韵融为一体。长安不仅是商业枢纽和物质汇聚之地，也是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生活的空间。那时的文人，无论见面、分别、宴会、游边、隐居，都要写诗。作为一个开疆拓土的扩张性国家，唐朝很多诗人投笔从戎，写下许多边塞诗。

唐长安也是“信仰之都”。波斯的商人带来景教、祆教和摩尼教，从印度、中亚而来的佛教僧侣，把到达长安视为登上传法事业的顶峰，而来自东瀛和新罗的学问僧们，又把长安的佛学传播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上。唐的出使者玄奘、鉴真和义净，则在他们留学、传教和翻译著书的活动中，扮演了大唐黄金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