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认为，戴泽长期跟随徐悲鸿，是徐悲鸿教育体系最重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都能看到这样的特点。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教育学院、中法学院副院长、博导赵力教授认为，“徐悲鸿虽然强调写实主义，但他对中西方文化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戴泽先生早期的水彩画、水墨作品，都是反映了他对中国水墨的绘画理念和方法并不陌生，也反映了一种融合性。通过对西方绘画技法的学习，和中国文化的结合，带有很强的革新意愿。”

徐悲鸿倡导的现实主义道路对戴泽的影响深远。在戴泽看来，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光是绘画的追求和理想，而是用来指导人生的，要走到现实当中去，遇到挫折不会气馁。

《马车》是戴泽从助教升为讲师的最重要的一幅画，这幅画也曾得到徐悲鸿的夸赞。“戴先生对人特别好，很能换位思考，他能够体会到劳动人民的不容易，据他晚年回忆，他在早年创作有这么一个理念，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他觉得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动力，体现在这些顽强的、不服输的、有黄牛精神的马车夫身上。”

对哪些作品最为珍视？

“西藏的写生来之不易”

戴泽八十余年的艺术历程，画过无数的画，他对自己的作品如数家珍，但最让他珍视的除了早期作品，和他喜欢的豹子之外，西藏、大连等地的写生也让他非常重视。

“西藏的写生得来不易。”戴泽是1963年被中国美术协会派去西藏创作的，是最早被派去进藏创作的艺术家之一，“当时的西藏不通小汽车，全是坐着骡子和马上山。如果带着很多的画具，根本没办法行走，只能精简画具，跟着藏民们走。”据戴泽回忆，吃的东西主要是青稞混着沙子，“为什么要混沙子？戴先生说，因为高原温度上不去，没有沙子，青稞根本煮不熟。沙子导热好，青稞勉强能熟。”与戴泽同去西藏的还有一位是中央美院著名教授潘世勋，他曾对戴梦回忆说，“我跟你爷爷一起去西藏很害怕，这一路上，他一度人都要没了。因为长期发烧，找不到医生，有一次他晕倒了，叫了他半天，最后终于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