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207年以后对历史的贡献非常丰富，文化上的、法制上的、发展生产方面的、重用人才方面的、安定边疆方面的贡献都很突出。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在处理与汉室的关系上，他终生没有“还权”于汉献帝刘协（曹操的军队是自己兴义兵讨董卓建立起来的，不是朝廷分拨给他的，所以在还权上加引号），这是曹操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功绩。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平定天下，就必须建立一支绝对忠于最高统帅的军队，才能做到无往不前、战无不胜。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必然地会因战争的特殊情况，形成一大批出生入死的、只以生命捍卫缔造这支部队的首脑、只服从缔造这支部队的首脑指挥的将帅。如一定要以封建道德苛刻的忠君标准去要求曹操，必须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汉献帝才为忠，那么，这支军队缺乏了缔造它的首脑强有力的控制，必然出现内变导致天下再次大乱。曹操在210年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上，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曹操在临终前把军事和政治大权，交给有相当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的太子曹丕继承，（曹丕出生于中平四年，即187年）是对身后国家命运负责的重大举动，而曹丕在接过实权后，如不能尽快称帝，尽快统一人心，汉天下名义上属于汉天子刘协，实权却属于曹氏，名、实的冲突会给国家潜伏下重大的政治危机和严重的军事危机。他不具备其父那样深厚的政治基础，越迟称帝，国家越易出乱子。曹丕的代汉而立，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是曹丕这个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称帝举动，不仅在封建历史评价上殃及了自己，被史书写成为一个十分恶劣的小丑，也殃及了曹操这位伟大的、终生致力于民族安居乐业，为国家统一事业九死一生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这位一生勤俭，史上罕有帝王相媲美的大英雄，这是曹操在一些史书上被厚诬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反动的血统论，最早就是为了迎合封建正统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曹操没有“篡位”，他的儿子“篡了位”，当老子的也脱不了干系！一锅端的、诛连式的“批判”，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某个朝代，不论统治得好与不好，都能够千万年延续不变的统治下去。这个思想，与儒家“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思想也是相悖的。曹丕建立的政权，仍然和其父掌握政权时期一样，是一个坚持以儒家思想治国，重视法治、文化、人才、生产的政权，曹丕本人同时还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文化大家。“三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是后世没有哪个帝王家族可以相比的。可以说，曹氏家族对汉末因战乱断裂了的中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承接作用。魏国在历史上，是远比蜀、吴两个军事化管制的“国家”，在政治和生产、文化、法治领域上进步的。226年曹丕去世后，其子曹叡继位，曹叡仍然是一位能干的军事家，有的史书上把他的军事指挥写得很无能，那是歪曲。曹叡在一边巩固北方统一成果，一边与蜀吴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战争的同时，在尊儒重教、发展生产、选拔人才、审理刑狱、赈灾救民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叡时代制定的法律《魏律》，直承以《九章律》为主体的汉律，较汉律在结构、内容与篇名等方面都有进步，并直接影响到了《晋律》的制订，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曹氏祖孙三代终生都坚持恢复汉朝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兴国的指导思想，汉朝的皇帝虽然易了姓，但汉朝延续而来的，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治国思想这个灵魂没有变。在当时仅有的各种治国学说中，儒家学说无疑是最先进的治国学说。曹叡的文学成就虽远不及“三曹”，但在三国的帝王中，也是蜀、吴两国的皇帝不可同日而语的。魏国在历史上不仅远比蜀吴两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要好，也比汉末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好得多。北方政权不是邪恶，而是进步的政治力量。诸葛亮207年《隆中对》中所提到的讨伐北方，北方政权也是不应当被讨伐的。曹操不是董卓，不是秦二世，也不是“曹贼”，而是国家北方和百姓的安全所系。这是207年国家面临统一大好形势下，《隆中对》不当提出所包含的第二个理由，或者说“即统学说”包含的第二层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