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生中第一个有记忆的本命年，大抵是在十二岁，可能会第一次听到家里的长辈提醒我们：“今年可是你的本命年。”接着会备上红秋衣、红裤头、红袜子、红腰带、红手链等等，仿佛将要迎接一场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仪式。

十二年后，二十四岁的我们又收到母亲打包好的红色衣饰，以及“今年又是你的本命年，要当心”的叮嘱。心理也许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而那红艳艳的衣饰，透露着这一年的特殊。

又十二年、再十二年，人生屈指可数的本命年中，纵使经历了由孩童到青年、由中年到老年的角色变换，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红色衣物或饰品却一定准时驾到。不仅如此，这套红色装备也会带着我们的祝福传递给下一代。

在我们漫长而美好的一生中，有限的几个“本命年”，自带一种不平凡的气质。以至于纵使全国各地的“本命年”习俗有所差别，但“穿红”的习惯却出奇的一致。

癸卯新春到来之际，我们不妨一边听着有关“本命年”口耳相传的禁忌与习惯，一边追问它们的来龙去脉。

“本命”与“本命年”

“本命年”，顾名思义，代表着人的“本命”所在的一岁，在今人的语境里，它与时间序列上的“生肖年”有着密切关系，与自己属相对应的这一年，自然就是本命年。然而，要在古代的语境中寻找今天意义上的“本命年”，还是有不少参差的。

“本命”，本来指的是人出生那刻的时日，一般以天干地支来描述。在古人循环式的时间观念里，一定周期过后，属于本命的那一刻会重新来临。在古人心目中，生辰干支，不仅是一种时间的轮回，还扩散出许多其他的意涵，譬如方位地点、五行归属、星宿列张等等，这几种因素结合起来，暗示着某人冥冥之中的命运。

在这种观念之下，每个人都有着一颗本命辰星，斗转星移，人的盛衰枯荣亦因之而变。汉唐间的谶纬之书中，人与天之间仿佛形成了某种联系，星辰的推移影响人的祸福吉凶。“本命”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节点，包括本命年、本命月、本命日，有不少忌讳与讲究。

唐人尚献甫擅天文，曾任太史令。长安二年（702），他向武则天上奏，称自己本命“纳音在金”，现在荧惑（火星）犯五诸侯、太史之位，火克金，意味着自己将因此而死。武则天转而把他调到水衡都尉之职上，说“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无忧矣”。然而，这一年秋天，尚献甫还是去世了。（《旧唐书·尚献甫传》）宋代一宗室赵宗懿，在父亲下葬那天“自以本命日，不临穴”。

不过，禁忌归禁忌，在“君相不当言命，士大夫不当言风俗”的观念下，也有不少的打破禁忌例子。《新唐书》记载，唐代宗下葬，官员建议德宗护送的灵车应避开南面的正道，理由是“陛下本命在午”。德宗属马，故说本命在午，而在方位上，午对应着南方，故应避开。不过德宗拒绝了这一提议，道“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资治通鉴》）依然令灵车对着道路中间行进。宋仁宗的老师张士逊病卒，恰逢仁宗本命日，本应避忌，仁宗却念及师生之情，亲自前往吊唁。（《资治通鉴》）所谓“命在天，而造命者在君相”应如是。

本命日的讲究在明清已经不算太流行，本命年的提法却多了起来。本命年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严格来说，天干、地支完全相同的那一年才算做是本命，一个周期便是六十年。古人六十一岁（按照今天的习惯是六十岁），又称“元命”，以此为本命年，主要流行在唐宋。范成大有诗云：“岁复当生次，星临本命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丙午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作诗自贶》）淳熙十三年（1186），六十一岁的范成大已然致仕归乡，享受着闲适的晚年生活。本命年的他没有再经历人生大起大落，却始终不忘国事民生，是年作诗“长狄名犹记，沙随会若新”“贫人寒切骨，无地兼无锥”。

但是六十年未免太久，古代同时也流行着以十二年为一个周期的计算方法。以稼穑为业的汉民族，对四季轮回、时年轮转的认知也与农业生产紧密地联系起来。四个季节，十二月份，循循相续，诉说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断地交替。“十二”这个数字，似乎蕴藏着某种意义：十二时辰、十二月份，构成描述时间的重要序列。而隐喻着人们性格和命运的十二生肖附会在中国传统的干支计时法上，就有了生肖纪年法。这样，十二年正好是一个生肖轮回，也对应着人的生命周期。

上海美术制品厂《十二生肖》海报。来源/豆瓣

清代考据大师赵翼根据文献记载，得出过一个结论：“十二相属之起于后汉无疑也。”（《陔余丛考》）而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与研究，十二生肖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先秦时代，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所记的十二兽已经与干支顺序结合起来，与后来人们所说的十二生肖十分相似。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也有类似的说法。可以说，先秦时期就有了后来生肖系统的雏形。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传统“本命”观念，在民间与十二生肖的计岁方式结合，最终成型为与今天相似的“本命年”习俗，要到清代。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四十八岁，有人提出这一年是今上本命年，不宜动土。而在此之前的朝代，均没有将四十八岁视作“本命年”的例子。可以说，今天十二年为一周期“本命年”的概念，在清代以后才逐步定型。

“凶险”的本命年，为何那样“红“？

十二年才盼来一次本命年，长辈们为什么要叮嘱“小心”“犯忌讳”呢？

有一种说法，称是因为这一年的生肖神要上天请命，而无法庇护这一属相的人，导致他们更容易被灾厄侵袭。民间有“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之谚。

这种说法还真有些来头。

十二进制的纪年法，对应着木星在空中绕行一周的时长，故古代把木星所在的位置作为纪年的标准，将木星称为“岁星”，岁星在天区中停留的位置，称为“十二次”，对应着十二地支。由于岁星运行方向与北斗七星斗柄旋转的方向相反，且实际运行一周的时长不满十二年，古人又假想出一个与岁星运行位置相反的天体，自东向西运行，即“太岁”。太岁是一年的守护者，主管人一年的吉凶祸福，早在汉代就有拜太岁的说法：“太岁之意，犹长吏之心也。”（东汉王充《论衡》）道教中，把太岁神当做一岁之主宰，是一年一换轮值的神灵。宋代命理书籍《渊海子平》讲“太岁乃年中之天子，故不可犯，犯之则凶。”

所谓本命年“犯太岁”，其实指的是“值太岁”（“犯太岁”还包括冲太岁、刑太岁、害太岁、破太岁），顾名思义，即太岁神当值。“星家论流年，以太岁值命宫为不吉。谚云：太岁当头坐，非灾便是祸是也。”（钱大昕辑《恒言陆》）以即将到来的新年为例，农历癸卯年，属兔值太岁，属鸡冲太岁，属鼠刑太岁，属龙害太岁，属马破太岁。

“本命”的理论基础，初唐之前主要渊源于朴素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说，而唐代之后，释、道二教为其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也随着民间信仰扩散到家家户户。

道藏中认为，本命星支配人的命运，所以人们应祭祀本命真官，求得庇护。逢本命真官降临人间（本命年时），如果不修香火，则“天司夺禄，减算除年，多致夭丧”。当然，道藏中所介绍的神明与消灾方法，比今天的生肖神与本命年之说复杂很多，其基本逻辑却是相似的，那就是本命年是人生中的一大挑战，应做出合理的应对。

既然“本命”计算的是人出生那一刻的时间，在循环的认知之中，人们认为，一个周期之后的“本命年”就是一种新生，生命将再度经历荣枯。所以，本命年就仿佛人们迎来新生时要跨过的“坎儿”。十二岁是人生第一个“坎儿”。

据《辽史·礼志》记载：“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十二岁的“再生仪”，需要设置好再生室、母后室以及先帝神主，皇帝进入到再生室内，除去服饰，模仿刚刚出生的场面，以报答母亲的生养之恩，最后祭祀先帝、宴请群臣。辽代帝王的“再生仪”，既渊源于古老的民俗，又融入了“本命”的思想。当然，随着契丹国家的扩大，再生仪与政治形势的结合更为紧密，通观《辽史》，辽代帝王行再生仪未必依礼例：譬如，兴宗一生两次的再生仪，均非本命年，而是在讨西夏之前，以国家庆祝、祈福的形式，鼓舞士气。

而在民间，本命年的具体仪式就简单很多。在趋利避害、趋吉避凶的心理作用下，人们自然采取一定的措施攘灾祈福。在除夕那一天，扎上红腰带，从腊月三十守到大年初一，接下来的一年里备几套红秋衣、红裤头、红棉袄、红袜子，有的还配上红首饰，总之，就是用“红”，把本命年烘得红红火火。

郭润文《本命年》（局部），2003年。来源/《当代油画家》